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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纷纷

　　发于2026.9.21总第125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封山禁令，真能挡住攀登者的脚步吗？今年以来，因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施行，一些雪山身处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正规攀登的行政审批手续已无法办理。此外，因曾经发生过失联、救援，一些雪山关门谢客。多位从业者称，国内合规的6000米级雪山资源几乎全面断档。

　　攀登者的渴望正以一种更加混乱且危险的方式爆发，越来越多人选择违规进山。这种未经审批的攀登行为在业内被称为“黑攀”，2026年也被业内戏称为“黑攀元年”。短短数月内，“黑攀”风潮愈演愈烈，海拔甚至跃升至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乱象之下，代价是惨痛的：8月底，一名未经报备的攀登者在慕士塔格峰冲顶后失联；仅仅8天内，哈巴雪山也接连发生两起“黑攀”坠崖致死事故。

　　今年以来，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国家攀登运动健将钱俊伟带队在国内川西等地进行“黑攀”调研。面对雪山上的失控，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禀赋，完全可以成为世界级户外目的地。但现在，各地收紧雪山资源，攀登者在国内几乎无山可登，这是一个极其可悲的怪象。一味封禁解不开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症结，面对庞大的社会需求，需要管理部门在思维方式上进行一次深刻的转变。”

　　“黑攀”已经成为主流

　　《中国新闻周刊》：你前段时间带队在四川乌库楚等地进行调研，国内高海拔雪山攀登的现状如何？“黑攀”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钱俊伟：我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在川西等高海拔地区，“黑攀”已经成为主流。以四川为例，目前除了三奥雪山(奥太基、奥太美、奥太娜)，四姑娘山大峰和二峰等少数山峰以徒步露营方式开放外，高海拔雪山几乎处于无山可登的状态。这不仅是四川一省面临的问题，西藏、云南、青海、新疆的情况都一样。

　　可以说“黑攀”风靡。此前也有“黑攀”，只是这个问题今年非常突出，从曾经的“隐学”变成了“显学”，甚至部分群体反以为荣。

　　《中国新闻周刊》： 为什么“黑攀”会在今年集中爆发？

　　钱俊伟：这背后有产业发展规律。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预计将达到7万亿元，其中约3万亿元的份额会落在户外产业上。随着受众群体扩大，人群需求不断迭代升级：从初级的入门徒步、露营到攀登低海拔雪山，再进阶到中高海拔雪山。寻求刺激感、成就感和挑战自我，是人们对户外运动的强烈欲望，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呈现。

　　就在这种需求日益旺盛的时候，供需之间却出现了巨大鸿沟，我们的供给侧断档了——我们没有提供足够多、足够高质量的合规路线和户外目的地，也没有储备足够专业的向导人才队伍。庞大的需求与匮乏的供给正面相撞，必然导致旺盛的攀登需求需要通过其他渠道，例如“黑攀”来释放。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原本正规的商业攀登公司和向导也带队“黑攀”，你如何看待这种市场生态？

　　钱俊伟：这就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也是最可悲的事。在“黑攀”大行其道的市场环境下，守规矩的从业者面临生存危机。我发现，一些原本非常顶级的正规商业攀登公司也准备“下场”了，因为如果队伍再不参与这种无手续攀登，他们就失去了收入来源，难以生存。

　　《中国新闻周刊》：部分攀登者认为只要装备齐全、体能达标，行政审批并不会改变攀登本身的风险。你怎么看？

　　钱俊伟：我认为“不需要审批”的观点是非常危险的。行政审批自然有其安全意义，它是把好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关。高海拔攀登是一项有极高风险的专业活动，当大众的认知达不到相应水平甚至在自媒体时代被流量蛊惑时，恰恰需要主管部门和专业人士来设立门槛，帮助大众规避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上述原因，你在调研中还观察到了哪些导致“黑攀”乱象的因素？

　　钱俊伟：我在营地跟许多攀登队伍交流后发现，更大的危机在于攀登风气发生了异化。攀登本应是人类为了平衡和治愈城市化、功利化而寻找的解药。人们走到自然中，本该慢下来。但现在恰恰相反，很多人是带着“都市病”来到雪山的，反过来改造了攀登这项运动。

　　为了追求速度和效率，原本需要六七天的攀登行程，被压缩到两天一夜速攀搞定，很多人都在追求景观化打卡，为了发朋友圈满足虚荣心——他们认为，追求看起来美，比真实的美更重要；追求表面打卡，比敬畏自然更重要。这背后藏匿着致命的风险：当大自然不再是治愈人类的场所，反而沦为人类功利化的加速器、证明自己“很牛”的道场，这种攀登文化的异化是非常可怕的。

　　需要怎样的雪山治理？

　　《中国新闻周刊》：你考察了厄尔布鲁士峰、勃朗峰等国际成熟户外目的地，它们如何实现山峰开放与生态治理？

　　钱俊伟：我观察到，国际上成熟的户外目的地有两个很重要的管理思路，一是用精细化的管理取代“一刀切”，二是有限责任和风险共担。

　　在生态环保方面，国际上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来进行科学限流。比如，攀登线路上不同营地的小木屋床位是固定的，每天只能接待150人，先到先得。如此既规范了路线，又把人类活动控制在生态承载力之内。

　　在责任划分方面，勃朗峰流传着一个说法：勃朗峰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分界线上，如果不幸滑坠，尽量不要滑坠到意大利一侧。因为法国有相对兜底的保险政策，而意大利则严格实行风险自担，高昂的救援费用必须由个人承担。

　　再比如厄尔布鲁士峰，每年有数十人伤亡，但当地从不封山。因为他们把责任厘得很清：政府和国家公园负起基础设施、救援体系和气象预警的责任，个人则要根据自身的攀登能力和技术，研判天气并承担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要开放，我们应当怎么做？特别是如何建立与之匹配的监管与救援体系？

　　钱俊伟：要走向科学开放，需要两手抓。第一，行业协会必须出台严明的制度设计。比如，明确高山向导的资质门槛，严格规定商业攀登的向导与客户比例，并制定明确的环保约束条件。第二，属地政府必须负起主体责任，将规则落地。既然山在属地，属地政府就应该做好备案登记、查验资质、按比例放行，甚至在攀登者出山时对携带的垃圾进行称重。

　　在救援体系的建立上，我们首先要明确：成年人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能把所有的风险都推给政府兜底。这就需要把救援的规章制度设计得非常清晰。今年8月我在厄尔布鲁士峰调研时观察到，当地的救援频道是向所有人公开的。攀登者只要在频道上呼救，就能迅速建立连接并启动救援，而这笔救援费用理应由被救援者承担。

　　另外，高效救援体系还需继续建立。在勃朗峰徒步时，我目睹一位老人崴了脚无法行走，仅仅打个电话，救援直升机几分钟就能抵达现场，通过悬吊系统直接将人救走。这种高效的救援配套在国内很多地方目前还无法实现。

　　《中国新闻周刊》：据我所知，除了选择“黑攀”，还有很多攀登者纷纷转向国外的雪山。

　　钱俊伟：你给他关上了一扇门，他必然会努力去破坏一扇窗，寻找出口。我之前在厄尔布鲁士峰做过调研，当时问了一个由15名中国攀登者组成的团队，其中12个人都表示下一个目标是国外某座山峰，几乎没有人谈论国内雪山。如果合规的雪山资源继续断档，攀登者外流的现象只会愈演愈烈，大量国内攀登消费外溢。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顶级的雪山资源，完全具备成为世界级户外目的地、中心集散地的天然禀赋。但现在，我们守着宝山，却把市场和人才拱手相让。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这些年崛起了一大批世界级的攀登探险公司，带动了庞大的向导、协作和徒步露营产业链。而我们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管理部门在思维方式和治理态度上，发生深刻的转变。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35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