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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9月15日电(记者 孙晨慧)今年8月15日,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典设“生态保护编”,对物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及其栖息地保护等作出系统规定。
时间回到今年3月,一部来自中国青海的生态纪录片《雪山的呼唤》,在西班牙第36届MML“玛丽亚·路易莎”国际山地、自然和探险摄影大赛上摘得视频、电影或纪录片组高度评价奖。

这部片子的导演叫鲍永清。他的家乡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地处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此前,他用了12年时间,在青海祁连山脚下记录着这里野生动物的变化。如今,他所观察记录的,以及想守护的这一切,都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关照的对象。
从9天到20分钟
2012年,鲍永清背着相机走进祁连山,从此再没放下过镜头。2年后,他开始把雪豹作为最重要的拍摄对象。
祁连山的冬天,零下20多度是常态。他常常一个人趴在山洞里,一等就是几天。
最久的一次,等了9天。头4天什么也没看到,只有风声和偶尔跑过的鼠兔。没有信号,天黑就睡,天亮就起。到了第9天,雪豹终于出现。“现在回过头再想想,这些其实都是一种经历,非常美好。”
今年8月底,青海天峻县下了雨。鲍永清在雨后进山,大约20分钟后,雪豹就出现在视野里。“和十几年前不一样了,现在雪豹越来越多,(天峻县周边)各个地方都有。”鲍永清说。
“央宗”的故事
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2016年,鲍永清第一次拍到一只雌性雪豹。它体态饱满,毛色鲜亮。他给它取名“央宗”。
在藏语里,“央宗”意为“好运聚在一起”,寄托着鲍永清对这片土地和生灵的祝福。

几年后再见,央宗脸上的疤多了不少。拍摄过程中,央宗产下三只幼崽。一个夜晚,其中一只突然消失了。第二天,央宗没有像往常一样出去捕食,而是焦虑地在巢穴附近来回走动。
“它对孩子的牵挂,对我的刺激非常大。”鲍永清说。
这个关于央宗的故事,记录了雪豹从交配、产仔到幼崽离巢的完整过程,也成了《雪山的呼唤》的主线。片子历时6年拍摄,记录下雪豹、藏狐、岩羊等54种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
过去,为了拍摄野生动物,鲍永清常常要跑250多公里进山。现在,距离县城不远的地方,兔、狐、岩羊,甚至雪豹都可能出现。
“之前长焦镜头几乎是必备,现在有时连长焦都不用带了。”他补充道。
在鲍永清看来,动物正在靠近人,不是因为它们“习惯了人”,而是觉得这里更安全了。
雪豹回来,是一张生态“成绩单”
近年来,随着祁连山生态保护持续推进,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改善,部分动物也开始更多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域附近。社区共管、生态管护和损失补偿等机制,也让牧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悄然改变。
鲍永清介绍,雪豹靠近牧区,通常与两种情况有关:一种是母雪豹产仔后不敢离幼崽太远,另一种是年老的雪豹,捕猎能力下降。靠近牧民的牛羊,对雪豹而言,是生存;对牧民而言,却是一笔实在的损失。
如今,在一些地方,牧民发现野生动物活动频繁后,会主动让出部分牧场空间。对于由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损失,当地也有相应补偿机制。在鲍永清看来,这是生态保护从“保护动物”走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
从整个祁连山北麓来看,生态变化同样有数据可循。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监测数据显示,祁连山生态环境优良区域较整治前提升近40%,雪豹数量稳定在350只至500只。野生动物数量较2014年增加15%至20%。1000只以上岩羊种群、200只左右的白唇鹿和马鹿种群常年栖息。
法典、奖项与12年的镜头
2019年,鲍永清凭借作品《生死对决》,获得第55届英国野生动物摄影年赛(WildlifePhotographer of the Year,WPY)哺乳动物类别年度总冠军,并获评“年度野生动物摄影师”。前往伦敦领奖时,他带了很多照片,和外国人交流时,对方觉得不可思议。

“在他们的认知里,中国对野生动物保护不是很重视。”鲍永清说,随着中国生态摄影师频频在国际上拿奖,“这个偏见正在改变。”他经常呼吁国内摄影师多参加国际赛事。“一方面是检验自己的拍摄能力,更重要的是把我们中国的生物多样性、这些美好的照片介绍给国外。”
如今的祁连山生态越来越好。鲍永清说,他最想看到的是“持续的平衡共生的景象”。
他还透露,接下来自己计划拍摄鼠兔。“大家都不知道鼠兔的重要性有多大。”他说,在镜头之外,是一整套彼此依存的关系。鼠兔是许多食肉动物的食物来源,牵动着更大的食物链。一只雪豹捕食岩羊,剩余食物还可能被秃鹫等动物利用;藏狐、赤狐等也生活在这条食物链中。
这或许也是他这些年拍摄观念最大的变化:从寻找“明星动物”,到试图理解整个生态系统。“这些动物从来不是孤立的。它们更像一面镜子,照见一座山的健康程度。”鲍永清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