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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9月24日电 题：保护世界遗产，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何从“单向学习”到“双向互动”？

　　——专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分中心执行主任李光涵

　　中新社记者 马德林

　　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22日至23日举行，年度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合作，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WHITR-AP)北京分中心执行主任李光涵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书面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分中心主任，您如何定位北京分中心在推动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中的角色？近年来取得了哪些代表性成果？

　　李光涵：北京分中心依托北京大学的学术资源和中国丰富的遗产实践，我们的角色其实是“双向桥梁”：一方面把国际经验、评估标准、培训资源引进来，帮助国内同行；另一方面，把中国积累的遗产管理经验系统化，传播给亚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行。

　　具体成果，近几年较具代表性的项目包括面向亚太地区遗产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工作坊。2024年，与教科文组织东亚办事处、世界遗产国际阐释说明中心(WHIPIC)联合举办了东亚遗产管理工作坊，汇聚中日韩蒙12处世界遗产地的管理者，围绕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协同管理展开研讨；2025年，这一培训系列扩展至更广泛的亚太范围，在泉州举办，共有来自9个国家的17名学员及9位国际专家参与；2026年，在泉州安溪再次举办了围绕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协同管理的工作坊，并将参与范围扩大到非洲地区。此外，白鹤梁题刻与埃及尼罗尺石刻的联合申遗研究，自2020年启动、持续至今，是少数国内长期投入这类跨国系列遗产申报路径研究的机构。

　　另一个是大运河北京段的遗产监测与文化地图众绘——招募逾百名志愿者，让公众也参与到遗产监测中，该项目后来获得2025年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案例奖(AWHEIC)。它或许不是规模最大的项目，但比较能代表我们希望做到的事：让公众参与遗产保护，扩大遗产的社会影响力。

　　中新社记者：从您多年参与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经历来看，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模式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当前双方合作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李光涵：将时间线拉长，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在遗产领域的合作，大致经历了从“单向学习”到“双向互动”的转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更多是中国向国际标准靠拢——学习《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依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申报、管理遗产地。

　　近十几年，情况已有明显变化。中国不仅在国内积累了大量实践，比如乡村遗产、活态遗产、考古遗址的保护性利用等，也开始将这些经验带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当前合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等性”日益增强——中国已不再只是规则的接受方，也在参与规则和方法论的共同塑造。

　　中新社记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同行的合作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件事或哪一个项目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李光涵：若要选一段印象最深的经历，我会提到我们自2024年起举办的这项面向亚太地区遗产从业者的能力建设工作坊——到今年已是连续第三年。

　　每届工作坊的学员背景都不尽相同，既有来自澳大利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等国的一线遗产管理者，也有中日韩蒙等东亚同行。让我印象颇深的是，不少学员表示，这可能是他们从业多年来第一次有机会系统学习申遗与遗产管理方法，在他们各自国家，类似的培训机会十分有限，有些人甚至是自行筹措经费、使用个人假期才得以参加。

　　工作坊结束后，学员们还自发建立了联络群组，工作中遇到问题时相互咨询，有人后来在本国申遗工作中也开始参考彼此的经验。这种跨国、跨专业同行之间形成的联结，让我意识到，在遗产保护领域建立一个让从业者彼此相识、建立联系的空间，或许比培训内容更具长远价值。

　　中新社记者：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表示，中国将人工智能、三维建模、遥感技术等前沿技术广泛运用到遗产保护工作中。在您看来，数字技术在中国同教科文组织合作中扮演什么角色？北京分中心是否有相关项目布局？

　　李光涵：这个问题我想如实说明：北京分中心主导的项目中，目前尚未涉及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三维建模或遥感监测类数字化项目，这并非我们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也不是分中心的优势所在。

　　我们尝试过一些“轻量级”的数字化探索，比如大运河北京段的文化地图众绘项目，借助相对简单的数字工具让志愿者参与遗产监测与地图标注，但这与真正意义上的高精尖技术手段仍有距离。

　　数字技术在遗产领域较为成熟的应用，我认为更多体现在例如敦煌、云冈等世界遗产地的实践中。

　　对北京分中心而言，这确实是我们希望在未来拓展的方向。

　　中新社记者：今年北京文化论坛的主题是“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这一主题与遗产阐释、活态遗产延续性等理念存在怎样的呼应？您曾指出，保护、阐释、展示常缺失前置的阐释环节，论坛能否为弥合这一脱节提供新的对话空间？

　　李光涵：“阐释”的作用是要把遗产背后的故事与价值讲清楚，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理解，这才是文明互鉴真正发生的地方。而关于“活态遗产的延续性”——许多遗产，尤其是乡村和城市历史街区，至今仍有人在其中生活、劳作、传承技艺，保护的目标不应是将其定格于某一时间点，而应让这种生活方式得以健康延续。

　　保护、阐释、展示三个环节，应当相互关联、紧密规划，但在实际操作中，阐释常常是“保护完成之后再补”的环节，有时甚至缺失。原因也非常现实：保护工作有明确的技术标准与验收指标，阐释的成果相对不易量化，在项目排期与经费分配中就容易被置于靠后的位置。

　　北京文化论坛这样的平台，其价值恰恰在于，将从事遗产保护技术、阐释与公众传播以及政策制定人士汇聚起来跨专业交流。至于能否真正弥补这一脱节，还要看能否形成一些具体、可持续跟进的合作机制，而不仅停留在一次对话。

　　中新社记者：展望未来，您对北京文化论坛在推动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方面有何期待？

　　李光涵：希望它能从“一年一度的活动”逐步发展为一个真正持续运转的合作平台。国际合作常遇到的阻碍，就是会议室里达成共识，会议一结束共识也随之消散。

　　具体到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我希望论坛成为孵化实际项目的场所。如果论坛能够促成一些真正落地的跨国合作项目，其长远价值也可能超过一场盛大的开幕式。(完)

　　受访者简介：

　　李光涵，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分中心执行主任。近年参与亚太世界遗产主题工作坊、大运河北京段文化地图众绘，以及白鹤梁与埃及尼罗尺联合申遗路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