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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6.9.7总第125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初秋时节，在位于北京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故居，两株柿树已挂满青色的果实。这两株树是老舍夫妇手植的，已有70多年树龄。等到10月，这个“丹柿小院”将满树丹红，成为京城秋季热门打卡点。

　　8月24日是老舍逝世60周年纪念日。25日下午，2026年“故宫以东”古建艺术季在这里举行了老舍纪念馆专场活动。30位老舍迷聚于枝叶葱茏、雨后飘着清香的柿树下，听大鼓，看话剧《茶馆》经典片段，一起朗诵老舍名篇：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北平之秋便是天堂。

　　老舍是公认的语言大师。不过，中国老舍研究会理事王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时至今天，老舍对国民性的研究与文化反思更应受到关注。他以幽默著称，但这种幽默是笑中带泪的，被日本文学界称为有“契诃夫的微笑和高尔基的苦涩”，笑声背后饱含人文关怀和普世悲悯。

　　“别人都不如老舍合适”

　　和多数出身于没落地主官僚家庭的其他新文学作家不同，原名舒庆春的老舍出生于一个贫困旗人家庭，9岁前还不识一个字。一天，邻里的阔大爷刘寿绵偶然来串门，得知情况后当即对老舍的母亲说：“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

　　刘寿绵即宗月大师，最后散尽家财在一贫如洗中去世。老舍说，他相信宗月大师的居心和言行是近佛的，如果没有宗月大师，自己也许一辈子不会入学读书，也永远不会知道帮助别人的乐趣和意义。

　　老舍的另一位启蒙者是他的寡母舒马氏。母亲终年给人洗衣服、缝衣服，做事永远丝毫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但是再忙碌，家中永远收拾得清清爽爽，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都被照顾得很好，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老舍说，母亲把这种既软又硬的个性传给了他。他信吃亏是福，万事皆可将就，但就是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

　　或许正是因为老舍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当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1938年在武汉成立时，老舍被大家推举为负责人。一开始他并不想接受，说：“我是个老几？我不能主持。”但周恩来坚持认为：“要老舍来主持，别人都不如他合适。”

　　当时老舍已凭《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骆驼祥子》等作品跻身中国一流现实主义小说家之列。同时，他无党无派，一心写作，没有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思想文化界有影响的论争几乎都没介入，能为国共双方和文艺界大多数人士所接受。最终，他挂了个“总务部主任”头衔，行总揽文协之实。

　　众人眼中的老舍急公好义，该卖力的时候卖力，该挺身而出的时候挺身而出，该委曲求全的时候委曲求全。他在工作中碰到困难时会主动找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等人商量。文协有一些活动遭当局阻挠，也因为他与冯玉祥等人私交甚好得以解决。

　　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他。不少人对他早期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那种英国式幽默不以为然，一些左翼人士觉得这种幽默不如讽刺有战斗力，另一些人则觉得幽默得太刻意和勉强。梁实秋曾回忆，胡适就对老舍的幽默评价不高。但梁实秋自己却觉得老舍很有才华，京味小说写得颇为别致，而且有自己的个性，“绝不俯仰随人”。

　　协助老舍主持文协工作的叶以群曾回忆，常有人说老舍“面面俱到，不得罪人”，但他认为，这只是老舍性格的一面。老舍固然善于以深沉的涵养和老练来待人处事，但只要为了文协的工作，他不惜到处磕头作揖，也不怕得罪人。

　　1943年，老舍和赵清阁合写了话剧《金声玉振》(后改名为《桃李春风》)，以表彰在抗战时期坚持教育事业的普通教育工作者。当时国共两党在文化领域的斗争已经公开化，剧作发表并公演后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奖励，一些左翼人士则批评该剧是配合当局的。

　　老舍一度申请辞去文协领导职务。为此，中共南方局发动文化界举行了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在重庆由邵力子、郭沫若、茅盾等29人联名发起，各界人士300余人向老舍表示祝贺，称老舍的创作是“新文艺的一座丰碑”。

　　最终，老舍留任了总务部主任职务。文协每年改选一次，他连选连任，持续七年。正如阳翰笙在贺词中所说，文协是全中国文艺工作者团结抗战的一面旗帜，而正是老舍一直“艰撑着这面大旗”。

　　“作家领导”

　　抗战胜利后，应美国国务院“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项目之邀，老舍和曹禺1946年3月赴美访学。曹禺于一年期满后回国，老舍则留了下来，继续完成自己的百万字巨著《四世同堂》。

　　当时，《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惶惑》和《偷生》已出版，老舍在美国写的是第三部《饥荒》。在这期间，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六部作品被译成英文在美出版。《四世同堂》第三部写完后，老舍与美国人浦爱德合作，将全书译成了英文。

　　素有盛名的美国《星期六文学评论》称《四世同堂》为二战以来中国出版的最好的小说之一，也是美国同一时期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文学评论家康斐尔德写道：“在许多西方读者心目中，老舍比起任何其他的西方和欧洲小说家，似乎更能承接托尔斯泰、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辉煌的传统’。”

　　在纽约，老舍来往最密切的是几位中国商人。他觉得，这几位商人都不太像商人，有文化，对时局特别敏感。一天，其中一人将一封信塞进了他公寓的门缝里，这个人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司徒慧敏。

　　这封来自北平的信有30多人签名，打头的是郭沫若、茅盾、周扬、阳翰笙、曹禺、洪深、郑振铎等，信上写道：“第一次文代会即将在北平举行，老朋友们已经全都聚在北平了，惟差兄一人，回来吧，老朋友！”这是周恩来安排的。周恩来还发动老舍的多位好友写信动员他，终于促使他下了决心。

　　1949年10月，老舍启程回国，12月抵达北京。1950年5月，北京市文联成立，他当选为主席，此后一直担任该职务。

　　老舍之子舒乙曾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大家一律“同志”相称，对党外知名作家巴金、叶圣陶等也称“同志”，唯独对老舍皆称“老舍先生”。这一点使老舍大惑不解，大家向他解释：丝毫没有排斥的意思，而是尊称“老师”之意。

　　青年作家汪曾祺1950年7月进入北京市文联，在老舍任主编的《北京文艺》担任编辑。他后来在《老舍先生》中回忆：“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汪曾祺说，由于有这样的“作家领导”，在北京文联里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少有人再买画、藏画，一批老画家生活困难。老舍亲自拟定了一个几十人的画家名单，以北京文联的名义送去“过节费”。但他不满足于仅仅解燃眉之急，还想搞一个更大的事业：成立国画院。他召集座谈会，起草报告，还亲自去找周恩来谈。周恩来接受了他的建议。1957年5月，北京中国画院正式成立，齐白石、陈半丁、溥雪斋等老画家成为由国家支付工资的公职艺术家。

　　老舍一直担任北京市人大代表。有一年他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文艺界的劳动模范”

　　在繁忙的社会工作之余，老舍勤奋地写作。他的高产在同时代老作家中可谓独一无二，周扬曾半开玩笑地称他是“文艺界的劳动模范”。吴组缃曾回忆，老舍一天没有动笔就悒悒不乐，说：“这不行，今天没出活儿！”

　　老舍从不称自己是“作家”，而称自己是“写家”。他形容，自己心中有那么一种感情，叫他欲罢不能，他把这种感情命名为“热爱今天的感情”。他说：“我无党无派，但我有一派，就是‘歌德派’，歌共产党之德的派。”曹禺回忆，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东西“多得叫人难以相信”，除23个剧本外，还有各类样式的作品。

　　1950年春，北京市政府决定拿出全年预算的2.25%，整修龙须沟。这是全市第一个大型市政工程。时任北京人艺(“老人艺”)院长李伯钊得知后，建议老舍写个新剧本，还给他借来参考文件。老舍热情高涨，写了两个月，完成了三幕话剧《龙须沟》。

　　一些评论家质疑《龙须沟》过于直白，过于政治化。但周恩来认为，这恰恰是新中国所需要的，它让人们明白，为什么新的要代替旧的。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并提议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对此，解放区来的一些作家感到不服气。最后彭真表态，这个奖由北京市政府颁发，因为《龙须沟》就是写北京的。

　　1956年，曹禺、焦菊隐等从老舍正在创作的一部剧作中发现了茶馆一场戏，鼓动他从中发展成一部多幕剧。一开始，老舍习惯性地反应：“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很快在北京文艺圈小范围内传开了，成了当时的内部名言。但老舍很快被说服了，仅用三个月就写成了《茶馆》。1957年7月，《茶馆》在《收获》创刊号上发表。

　　在《茶馆》排演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认为它太灰暗，怀旧色彩浓，周恩来则喜欢这部戏，支持公演。他说，从政治上看，这是个好教材；从艺术上看，这是个了不起的作品。《茶馆》上演后，几经停演和复排。直到1979年，《茶馆》才真正热起来，名扬四海。

　　50年代后期，老舍的好友曹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沫若也以“重新入党”的形式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程砚秋、梅兰芳等文艺界名人也都被接纳为党员。老舍受此激励，也向组织表达了入党的愿望。1959年的一天下午，周恩来亲自到老舍家与之长谈，建议他暂时留在党外，这样更能发挥作用。老舍听从了。

　　中国老舍研究会原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原院长谢昭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回国至1957年，老舍处于“自觉认同期”。作为一个底层平民出身的作家，他深切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后民生的巨大改善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带来的希望。但随着“大跃进”的开展，文学创作逐渐陷入公式化困境，老舍感到困惑，也产生了反思。面对这样的困境，他逐渐转向追求与传承古典文化，在内心深处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情感。然而这种精神上的转向并不能掩盖他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性结局。

　　舒乙回忆，父亲的性格很复杂，似乎充满了矛盾。人多的时候，谈笑风生；客人一走，一句话也没有，终日沉默。他很和气，没有架子；可是很有脾气，他不想干的，说什么也不干。

　　1944年日军从贵州独山进逼重庆，很多人做着撤离的准备，但老舍不打算跑。他在给友人的信上说：“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没想到，一语成谶。1966年8月24日，67岁的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他去世后，一位受过老舍保护的剧作家和一位画家一道磨制了一方石碑，工整镌刻了“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辞世处”几个魏碑体大字，于他罹难一周年之际埋置在了太平湖畔。

　　“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

　　经过12年的沉寂，老舍终获昭雪。1978年2月，北京市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并恢复了他的“人民艺术家”称号。巴金在《随想录》中称：“老舍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

　　1979年春，老舍的未完成遗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在《人民文学》发表，他出生、成长的小羊圈胡同5号院也随之出名。老舍在世时没向人提过自己的出生地，小说发表后，家人才根据小说描述找到了这里，发现这里与《四世同堂》描述的环境细节基本一致。小时候，老舍常在这里和姐姐玩羊拐，用模子扣出各式的泥饽饽，就像《四世同堂》的小顺子和妞子一样。

　　《老舍幽默文集》出版时，吴组缃作序。他写道，老舍看人是高度现实主义的，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甚至十分欣赏“缺陷美”。老舍常说，讽刺当然好，但要看得比别人高，比别人远，比别人透，而他自己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别人有的缺点他都有。因此，他只能同情地看待，“莞尔一笑，不痛不痒”。

　　吴组缃还回忆，当年在文协与老舍共事时，常一起在防空洞中躲空袭。闷坐无趣，他们就对对子。老舍有次一拍大腿说：“大雨洗星海！看这一句多雄阔！有本领，你对！”他对出了下句：“长虹穆木天。”老舍赞：不差。另一次，吴组缃出了上句：“梅雨周而复。”老舍想了想，拍手说：“蒲风叶以群！”还有一组对子是：“素园陈瘦竹，老舍谢冰心。”

　　1984年，中国老舍研究会成立。谢昭新说，这是老舍研究学科化的开端。

　　1999年，王任开始跟从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张桂兴做老舍生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老舍之死”在世纪之交成为学界热点，很多著述和口述历史出版，其中有诸多疑问和反思。

　　王任说，纵观老舍的一生，他的家国情怀、看似随和而又刚强的性格，促成了他的文学成就和文化人格，也使得他不甘人后，陷入旋涡。他的自觉和自绝，终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王任觉得，近十多年的老舍研究已是“人书俱老”。今天，老舍遗物和众多研究成果都陈列在老舍纪念馆，向公众开放。纪念馆就设置在老舍生活了16年的“丹柿小院”。

　　老舍一生酷爱养花。当年“丹柿小院”到处是花，光菊花就养了100多种300多棵。镇院之宝还包括一大株昙花、一大棵银星海棠、一大盆蜡梅、一大棵宁夏枸杞、两大盆山影、一大缸水葱、三种颜色的令箭荷花和一大丛太平花。他去世后，家人在他的空骨灰盒里放了几朵茉莉花，以香花作为他的象征。

　　如今，“丹柿小院”每到秋季，预约一票难求。观众留言簿上，有人写下“柿柿如意”，有人说：“老舍先生，您院子里的柿子就快熟了，真希望您可以看到现在的北京！”

　　(本文参考了舒乙《我的父亲老舍》、关纪新《老舍评传》、陈徒手《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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