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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2月26日电 题：马为何是东西共通的审美意象？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丙午马年，以“马文化”为核心元素的创新创意产品层出不穷。从“哭哭马”意外在海外走红，到“马尔福”成中外网友共玩“热梗”，马“一马当先”堪称2026开年世界级网红。

　　“毫无疑问，马这种动物已是少数能跨越文化差异、穿越不同时空的全球通用之审美符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马文化”已从交通工具的实化，转向精神载体的虚化，它仍会深度嵌入现代社会之中。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丙午马年前夕，中国网友借《哈利·波特》中反派马尔福的形象，设计出一系列“马年尔等有福”等创意贴图，受到西方主流媒体关注。您怎么看中外媒体及网民这一基于中式审美的互动？

　　刘悦笛：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趣用”，是一种“谐趣横生”，不同于“正趣危坐”。如今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融，与经济的紧张和政治的张力迥然不同，反而愈来愈轻松，这本身就形成了巨大反差。

　　马尔福本是《哈利·波特》内的经典反派德拉科·马尔福(Draco Malfoy)的姓氏汉译。“马”与“福”在中文里有吉祥意义，由此扩充为“马年尔等有福”。原著里本不讨喜的人物，却在中国人家的大门上成为马年幸运之象征，这也是一种东西文化的奇特交融，一次“双向奔赴”的文化互动。

　　这种现象很自然，中国人看了会心一笑，外国人看了也觉得好玩，哪怕不懂中文谐音。这波流量，居然被东西双方都接住了，所谓“文化冲突”在“玩梗”中就消解了。这或许指向一种文化互动的新范式，即不采取严肃认真的“送文化”，而是诙谐幽默的“种文化”的新径。

　　中新社记者：因嘴部被缝反而意外走红的中国国产玩偶“哭哭马”，受到南非、中东及东亚等国家消费者关注和求购。从Labubu到“哭哭马”，为什么越来越多看上去并不符合传统审美的中国玩偶设计受到追捧？

　　刘悦笛：从Labubu到“哭哭马”，体现出一种文化“离散”或“流散”(diaspora)，即在异质语境中形成混杂身份认同的过程。Labubu原型为北欧森林精灵形象，但却在中国香港设计师笔下成为The Monsters精灵天团的成员之一，这就是一种欧洲文化流散到了中国，又从中国流散到了海外，形成了被全球追捧的玩偶新潮。

　　“哭哭马”本应是嘴部上翘的“吉祥马”标准形象，却因嘴部被缝反，呈现出一种“看似消极”的新形象。但恰是这个操作，使“哭哭马”在部分国家火了起来，形成了一种“反向作用力”，它的委屈脸与耷拉嘴，应对了部分受众的情绪共鸣，成为移情对象。

　　中新社记者：动物在中西方传统中常被赋予不同文化含义，但马却几乎都是忠诚、勇敢、勤劳的象征。从文化内涵看，马为何备受推崇？

　　刘悦笛：这是一种“自然人化”的结果，动物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类在与之接触交流过程中，却将之越来越“人化”了。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动物是人类的朋友，马是与人“共生”的动物。作为人类最忠实的“服务者”，忠诚、勇敢、勤劳的品格都被聚焦在马身上。这些品质既是中华民族的特质，同样为西方所推崇，而欧洲文化也常把高贵与勇气的气质赋予马，所谓骑士精神就是一种“人马合一”的品质。这就是为何我们说动物往往被人化，而且是身处不同文明与文化中的共同体所“人化”。

　　中国文化有“比德”传统，如“岁寒三友”中，松树以严寒中常青象征坚韧不拔、竹子以中空外直象征虚心有节。马在中国被视为“君子之兽”，正因它具有不离不弃的忠诚、冲锋陷阵的勇敢和任劳任怨的勤恳。不止于此，昂扬进取的“龙马精神”、吉利速成的“马到成功”，都使得宝马良驹拥有更为吉祥的文化意义。可以说，马的形象一直是正面而积极的。

　　中新社记者：中西方不少知名设计师品牌都以马为主要元素，马为何能成为中西共通的审美意象？

　　刘悦笛：马作为人类最亲密的动物之一，自然成为设计师们经常运思的焦点对象。以马为主题，是中西方设计师的共同“至爱”。

　　在欧洲历史上，马曾经是“骑士制度”的基础，也是“贵族身份”的标配。在古希腊罗马的神话叙事中，人马合体之“人头马”形象广为接受，当然还有各种“天马行空”的故事形象，也积淀在西方文化的深层。

　　无论中外，御马出行都是身份的象征。在中国的墓室壁画，尤其是汉代画像石中，车马出行图是最主流的题材。1837年于巴黎马具工坊起家的“爱马仕”，品牌核心符号由马车与人共构而成，指向一种贵族出行的奢华和优雅。意大利跑车法拉利的符号是跃马，意大利文Cavallino Rampante的本意就是“腾跃的骏马”，成就出一种速度与激情、胜利与极致的“力量美学”之象征。英国知名品牌博柏利的商标也是持矛骑士加上战马的形象，显现出一种英伦正统的骑士精神和与时偕行的精英气质。

　　东西方马的意蕴有所差异，西方马往往与骑士、征服、贵族运动相连，东方马常与君子、祥瑞、家国风骨相系。西方设计师往往重在以写实手段，体现力量与动感，而东方设计师常常以写意手法，追求气韵与风采。但毫无疑问，马这种动物已是少数能跨越文化差异、穿越不同时空的全球通用之审美符号。

　　中新社记者：现代社会，马作为交通工具的实用价值已不再凸显，马在当代社会主要有哪些独特价值？

　　刘悦笛：确实，今天的马，更多的是文化符号或符号文化。尤其在农历马年，围绕马形象所形成的符号经济，越来越流行。

　　今天，在体育竞技场里，无论以美驾驭的马术、以速度求胜的赛马、还是集体对抗的马球运动，人与马的默契配合仍在延续。在外交礼仪中，无论作为仪仗队的马队、作为展示的外交马术活动，还是以马为国礼，都展现出马作为“外交高级语言”的尊贵与敬意。

　　大众生活中，马也屡屡现身。马术俱乐部在中国纷纷出现，马场也成为现代都市人身心解压和参与社交的场所。在高山草甸等复杂地形中，马匹仍充当着运输的历史重任，还有景区游览、边疆巡逻等，皆少不了马的身影。对于“马背上的民族”而言，马文化仍在礼仪、节庆与民俗的各种活动中延续着历史的记忆，成为文明的“活化石”。当然，在各种绘画、雕塑、影视作品中，马也常被用来象征力量与风骨，成为某种超越语言的精神图腾。

　　总之，“马文化”已从交通工具的实化，转向精神载体的虚化，它仍会深度地嵌入现代社会之中。(完)

　　受访者简介：

　　刘悦笛，生活美学倡导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海内外多所高校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团荣誉委员，美国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曾任国际美学协会(IAA)总执委和中华美学学副秘书长，Comparative Philosophy及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编委。

　　著有《生活美学》《分析美学史》《当代艺术理论》《生活中的美学》《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艺术终结之后》《视觉美学史》《世界又平又美》《生活美学与当代艺术》《审美即生活》，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Brill, 2011)，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Scholars, 2014)等；译有多部英文专著，策划“中国小镇美学榜样”评选等多项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