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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太原10月3日电 题:关公“忠义”如何与西方骑士精神对话?
——专访著名汉学家、北京语言大学梧桐汉学学者讲席教授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
作者 亓洋 高小奇

关公文化随华人移民远播北美,在华人社群、宗教网络与流行文化中延续。如何打开忠、义、仁、勇、信等关公文化核心价值,与西方骑士精神、契约精神等伦理传统的对话空间?如何通过具体故事推动跨文化伦理共识?近日,著名汉学家、北京语言大学梧桐汉学学者讲席教授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析关公文化在北美的传播与互释,及其对文明互鉴的启示。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关公文化在北美通过华人社群、宗教网络与流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其核心价值(忠、义、仁、勇、信)如何与西方文化中的契约精神、骑士精神等理念产生对话与互释?这种跨文化适配对文明互鉴有何启示?
艾恺:关公品格的故事,对北美人并不陌生。忠、义、仁、勇、信,在西方传统价值观中都有相近的对应,尤其与骑士精神所推崇的荣誉感和高尚人格相通,包括勇敢、忠诚与慷慨。这一共识为理解中西伦理观念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条路径。
在日常英语中,我们也可借用“正直厚道”(decency)和“宽厚有礼”(graciousness)这样的说法,来帮助理解这些品格:言而有信、体谅他人、慷慨待人。这些说法有助于说明,令人敬重的品格如何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在我看来,文明互鉴可以从陌生的文化形式中发现熟悉的道德追求。西方关于高尚行为的理想,有助于人们走近关公;关公的故事,也能使他们原本认同的美德变得鲜活而具体。这也与我一贯的看法相契合:儒家伦理能为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道德认识作出贡献。我们在建立这些联系的同时,也应保留那些赋予关公文化独特而丰富内涵的中国故事与历史经验。

中新社记者:美国主流社会对关公形象的认知多源于影视改编、商业符号(如关公雕像、文创产品),是否存在文化误读或形象简化的现象?如何在跨文化传播中平衡关公文化的“原汁原味”与海外受众的“本土化理解”?
艾恺:先作一个区分:认识不完整与理解错误,并不是一回事。同时,在没有具体受众调查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宜仅凭几部影视作品或一些商品,就概括美国主流社会如何认识关公。更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些传播方式呈现了关公的哪些方面?又遗漏了哪些方面?
例如,有些英文介绍将关公称为“God of War”,即“战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日本关羽画像,其英文题名就使用了“Chinese God of War”这一称呼。这个称呼有其依据,却不足以涵盖关公的全部文化意义。如果观众只注意他的长刀、威严和战斗能力,却不了解他所代表的忠义与诚信,就容易只记住人物的外在形象,而忽略人们敬重他的理由。在我看来,把关公理解为一个单纯崇尚武力的人物,就会造成明显的偏差。
至于“原汁原味”,我认为也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在实际传播中,首先,要交代来源,让受众知道哪些情节来自史书记载,哪些出自小说、戏曲、宗教传说。尊重传统,也包括尊重传统自身的丰富性与变化。其次,要通过具体故事说明人物的道德选择:他向谁作出了承诺?为什么要信守?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这样的讲述,比反复罗列“忠、义、仁、勇、信”几个字,更容易使海外受众理解这些美德的分量。我希望海外受众最终既能感到关公可亲、可敬,也能理解他为什么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长期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

中新社记者:关公信仰作为海外华人社群的精神纽带,在促进不同族裔(如华裔、拉丁裔、欧洲裔)文化融合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其“跨族群共鸣”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艾恺:在一些海外华人社群中,关公信仰具有维系历史记忆、道德认同和互助关系的作用。我自己是意大利裔美国人,祖父母那一代移民美国,我从小生活在亲属和同乡往来密切的环境中。这样的家庭背景,使我容易理解移民为什么珍惜那些能够维系归属感的传统。人在异乡,需要谋生,也需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与谁相互扶持。
这种精神联系往往与具体的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例如,圣何塞供奉关公等神明的五圣宫,历史上同时承担社区活动、儿童教育和旅人住宿等功能。在这样的场所,信仰、文化传承与日常互助彼此支持。当这些场所向周围社区开放时,它们又可成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接触的地方。加利福尼亚州门多西诺关帝庙面向公众的展览、讲座和工作坊,表明关公文化能够通过节庆、教育和地方文化遗产,进入更广泛的社区生活。
这种共鸣也有其局限。语言、历史知识和仪式习惯,会影响人们如何理解这一传统。原有的宗教信仰,也可能使一些人愿意参观、交流,却不愿参与祭拜。即使属于同一族裔,人们的态度也不会完全一致。另一个问题是,社群内部的忠诚与互助,能否进一步体现为对社群之外的人的公平与友善。如果“讲义气”只意味着照顾自己人,那么它获得更广泛认同的空间就会受到限制。因此,我更愿意关注不同背景的人能否借此建立持续的关系:共同保存地方历史,一起参与社区服务,在日常交往中彼此信任。

中新社记者:关公文化中“忠义”的伦理内核与美国文化中“个人主义”“社群责任”的价值取向是否存在互补空间?这种互补能否为当代跨文化伦理共识的构建提供参考?
艾恺:互补空间是存在的。不过,我们首先要把几个概念说明白。个人主义有不同的含义:它可以强调个人的尊严、自主选择和独立判断,而这些价值本身并不排斥对他人负责。美国传统中有深厚的自愿结社和公共服务精神。同时,我认为,今天阐释“忠义”,必须认真讨论如何以“义”来衡量“忠”的正当性。对朋友负责,不能成为替朋友掩盖错误的理由;对一个团体尽责,也不能免除自己辨别是非的责任。儒家传统内部本来就有这样的思想资源。
我在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时,也曾讨论过一种共同处境:人们珍视自由、平等和个人解放,同时又眷恋家庭、社区以及稳定而亲密的人际联系,有支持,也有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关公文化中的“忠义”提醒我们:一个人的品格,也表现在他能否认真对待自己的承诺,能否在承担责任需要付出代价时仍然坚持。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可以出于自己的判断,选择忠于朋友、履行义务、维护正当的事业。这样的忠诚与个人自主能够相互支持。我在《不绝文脉:芝大中华文明课》中讨论“孝”时,也强调过道德选择的重要性:成年子女照顾年迈父母,其伦理意义也体现在自觉承担责任之中。
跨文化的伦理共识,我们可以从具体、可行的要求开始:诚实守信,认真履行责任,帮助处于困难中的人,公平对待不同背景的人,也尊重出于道义的不同意见。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宗教或思想传统出发,认同这些共同要求。不过,认同几个美德名称只是起点,还要讨论它们在利益冲突中如何落实。我所期待的,是一种既鼓励人们坚持个人良知,也能够切实承担共同责任的伦理生活。(完)
受访者简介: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著名汉学家、北京语言大学梧桐汉学学者讲席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长期从事亚洲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现代化理论研究,著有《不绝文脉:芝大中华文明课》《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这个世界会好吗?》《最后的儒家》等,曾获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