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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的中国菜市场
在菜市场,钟淑如总能学到快失传的手艺。
最近一次,在广东珠海的一家海鲜市场,一位同在买鱼的阿姨趁着闲聊,传授她一整套技艺:鱼鳞要完整留着,煎出鱼来是脆的;上二楼烧腊档斩半斤烧肉,配圆圆的“雷公凿”苦瓜一起焖。
钟淑如回家就实践,折腾了一个下午后,她说:“苦瓜比鱼好吃,鱼鳞又比鱼肉好吃,汤鲜得掉牙。”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人类学博士钟淑如,跑过50多座城市、200多家菜市场,做菜市场田野研究超过10年。在海南,她在马鲛鱼摊帮工,凌晨跟着摊贩去码头接船,一待14个月。
小时候,她跟母亲去菜市场卖过菜。在美国读博士时,她每周去超市采购一次。她发现,美国的菜市场早被超市取代了。
她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逛菜市场,为什么“超市取代菜市场”的预言,在中国失灵了。
逛得多了,钟淑如成了最会挑菜的人之一。但很多时候,她也和身边的年轻人一样:对着手机上的一张图片、一个价签,下单一条鱼,“最快30分钟送达”。
过去10年,中国线上生鲜交易持续生长。商务部数据显示,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从2018年的2305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4221亿元,4年累计增长约83%。外卖市场规模从千亿元跨到万亿元。几乎同一时期,广州登记在册的农贸市场从2017年的约670家缩减近半。重庆在2022年少了58家菜市场。一些城市的规划文本里已经找不到“农贸市场”的痕迹。
总有人还在逛:云南的集市照常按农历排期,昆明篆新市场曾一天涌进5万人;成都一菜市场摊位上,摆着20多种辣椒;某社交媒体,“菜市场”相关话题累计浏览量超过10亿次,另一平台,“菜市场爱好者”小组聚集了17万自称“人间烟火客”的年轻人。热闹不再、又热闹依然,菜市场究竟承载着什么?
钟淑如把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写进《中国菜市场》。她试着解答这些问题:菜市场连接着怎样的社会结构和日常智慧?当菜市场真的消失,我们失去的,仅仅是一个买菜的地方吗?
把自己“埋进”市场
钟淑如不是天生的菜市场爱好者。她也曾不喜欢那里的购物体验:价格浮动大,不透明,自己不善于讲价,还带着外地口音,仿佛“水鱼”两个大字贴在脑门上——粤语里,“水鱼”是等着被宰的客。在市场里,她越比价越混乱,最后总觉得自己买到的都是“最贵的”。相比之下,她更喜欢电商,喜欢超市,喜欢把价钱明明白白贴出来的货架:“这样的钱,我花得安心。”“混”成菜市场达人之后,她变宽容了。如今她认为,买菜多逛才长经验——“谁江湖出道,不交几笔学费呢?”她的学费,一开始交到了海南。
美国留学的博士研究生来菜市场卖鱼,起初,这件事在摊贩的江湖里掀起不大不小的水花。
2016年,钟淑如在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完成博士资格考试后,就飞回了中国海南,扎进菜市场。可市场里的热闹,一开始对她来说,是上了锁的。
她抓住每个机会找愿意和她聊天的人。惯用的方法是先买点东西,再起话头。每天在菜市场“乱窜”,问东问西,她一度被当成来窃取商业机密的竞争者。生意好的时候,老板应付她两句,就忙着招呼其他顾客。
钟淑如托当地朋友帮忙,到摊位打“义工”,和摊贩“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果没有办法接近他们,那就成为他们。”
在打工的马鲛鱼摊,她踩着水鞋,穿着防水围裙,学着招揽生意,给切好的鱼撒海盐、装袋子、打扫卫生。很快,“名声”飘出了海鱼区,她偶尔被“借调”去菜摊卖菜,到猪肉摊用火枪烧猪毛,深夜去码头等渔船——场面惊得她直打激灵。
日子一长,钟淑如慢慢摸到了市场的时刻表:凌晨两三点,码头最旺;清晨,鱼“躺进”摊位;上午,居民来买当天那一顿,傍晚还得再来一趟。什么季节吃什么,是土地和码头说了算。
她还发现,海南人买菜,高频次、少量买,每次只带当天吃完的分量。2016年冰箱早已普及,但当地人很少用来储藏新鲜肉,“冻过的肉、杀过的鱼就不好吃了”。钟淑如后来总结:“冰箱也是很现代化的产品,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已经被它塑造了,只是自己不知道。”
在市场待得久了,菜市场混合着“鱼腥、肉香、泥土和青菜”的味道,夹着汗水,渗入她衣服的纤维,怎么都洗不掉。
这种“嵌入”超出了市场的围墙。摊主请她去码头边上的家里吃饭,给孩子辅导功课——“美国回来的博士”,被专门带去帮孩子“树立理想”。有人请她帮忙起草离婚协议书。偶尔,摊主去餐厅收账、回老家“请神”,也会带上她。
一位做皮皮虾和螃蟹生意的摊主,后来把摊位搬出市场、做了独立门店,招待她的方式是一桌干烧海鲜——一滴水不加,螃蟹垫底、活虾在上、开火干焖。饭后砍个椰子,吹着海风拉家常:孩子上大学了,小儿子吵着要最贵的手机,他自己只用两三百元的非智能机,“一年用十几部,一两个月泡坏一部”。
摆摊之余,钟淑如还去海边、公园、广场舞的音响边“逡巡”,寻找“负责给家里买菜的人”。聊来聊去,绕不开同一个问题:去哪里买菜?菜市场,还是超市?
一个重新建立人与食物关系的起点
旅居中国的美国人舒彼得,搬家有一条固执的准则:新家周边,一定要有菜市场。
他在社交平台读到钟淑如写菜市场的文字,辗转联系上她,成了她书里一个特殊的访谈对象。“他是个菜市场迷。”钟淑如说。
舒彼得来自一个菜市场已经“退场”的地方。
美国经济学家里尔登提出过预言:传统农贸市场会被大型连锁超市逐步取代,食物供应链走向集中化、标准化、平台化。翻译得通俗些,菜市场会在全世界“退场”。
在欧美,这个预言实现了:人涌进城市,家庭变小,汽车、冰箱普及,女性走进职场,超市迎来“全面胜利”。
20世纪90年代,同样的剧本在中国上演,沃尔玛、家乐福、华润万家、大润发相继“登台”。2002年-2019年,中国连锁超市门店从1万多家涨到近2.7万家。
30年过去,中国的菜市场没有“退场”。截至2020年,它仍然是中国城市居民日常买菜的主要去处——据中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估算,菜市场交易额约占生鲜农产品零售市场的57%。
舒彼得迷恋的,正是这些“没被取代”的东西。他最爱中国的粮油杂货铺,豆子种类丰富,堆得彩虹一样;而在他熟悉的美国超市,豆子只有寥寥几种。
菜市场里一家20平方米的小店,面条现场做、现场卖;他说在美国吃的面条,大概率来自芝加哥的一家工厂,一次生产几十吨,再分流进入几百家超市。
在他眼里,中国家庭主妇充满创造力:没有盐,用生抽;没有生抽,用老抽;冰箱只剩一个番茄,美国人对付不了一餐,中国阿姨能把它做成臊子,拌米饭或者面条。
为了摸准菜市场的脉搏,钟淑如跳出摊位前细碎的观察,驾车绕着整个海南岛转悠,把17个市县的菜市场摸了一圈后,几乎摸清了整座岛的蔬菜供应模式、港口运转和物流情况。
差异植根于土地。2017年,中国有2.03亿小农户,户均耕地不足10亩。房前屋后几亩地种了菜,自己吃有余,拿出一点来卖。她在美国见过另一种农业:耕作上千亩地,才叫农民;几千亩的农场只种一两个品种,按标准装箱,采购车开进田头,拉走一整车。
这套逻辑搬到中国,第一步就踩空。“麦当劳开到纽约和德州都一个味儿,汉堡里的番茄和生菜都是麦当劳包地生产的,标准而统一。”钟淑如说,在中国从生产、流通到销售,每个环节都充分竞争,没有一家独大——菜市场的摊位制,就是为这种“零散”而设计的。
“只要生产端没有彻底颠覆,只要农村还有孜孜不倦种地方物产的小农,就会有菜市场。”她由此总结,在标准化程度低、小生产者占主导的地方,菜市场的作用更重要。菜市场就像岩壁上的青松,能在碎石缝隙中深扎根系。
海南就有她说的那种“缝隙”。海岛相对隔绝,人口少、消费力有限,大平台算了一圈投入产出,“觉得不值得”,触角暂时没伸过去。资本的迟疑,反而给在地的物产留出了空间。
跑了50多座城市后,她画出一张菜市场的“在地性地图”。北京、上海、深圳缺少在地农业支撑,市场产品同质化就高。在地性最好的是两类地方:沿海城市,海鲜撑住半边天,香港的渔船能开到海南乃至东南亚作业;另一类在西南地区,山区梯田难以集约化,小生产者足够多——贵阳的市场里,豆腐能分出二三十种形态;走进云南的菜市场,像踏进一座博物馆,大半食材叫不上名字。
市场竞争者一茬接一茬,菜市场则活下来。20世纪90年代末超市兴起,2000年后“农改超”,2010年之后社区生鲜店冒头,2020年之后生鲜电商、社区团购遍地开花。如今,料理包占领了餐馆后厨,手机App占领了菜篮子。
“我们确实不会饿肚子了,食物从未如此触手可及。”钟淑如在《中国菜市场》这本书里写,“正是在这种‘食物远距化’的背景下,菜市场显得格外珍贵,提供了一个重新建立人与食物关系的起点”。
研究菜市场的不止她一人。北京交通大学的教授盛强,从2005年起逐年记录北京三环内消失的菜市场。美国人类学家西奥多·贝斯特曾用十余年研究东京筑地市场。在人类学家项飙提出“附近500米”后,学界和公共舆论开始重新打量近身的生活空间。有书评人指出,与日常最密不可分的菜市场,恰恰是“附近”研究里长期缺席的一环。
人和食物的亲密,写在菜市场里
钟淑如的胃口里存着一张时令菜谱:开春,要网购青岛鲅鱼;入夏开始惦记桂味荔枝;天气越热,离肚满膏肥的青蟹上市时间越近。
她把这称作“被市场调教出的、与时令共振的节奏感”。这种节奏感,曾经长在每个人身上。如今,正变得稀缺。
人和食物的亲密,写不进说明书。钟淑如的母亲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广式粽子制作好手。有人讨配方,她详细写出来:一斤糯米配多少糖、多少盐,肥猪肉怎么挑,蛋黄怎么挑。别人照着做,就是不对味。她的外婆是客家人,80多岁,做的卤鹅“香到骨髓里”。母亲学了二三十年,没学到。
钟淑如对时节的感知,不只在食客的味觉里。8月底,天气湿热,她习惯在市场东南角的药材摊买些车前草、土茯苓、五指毛桃、牛大力——广东人一年四季都有“祛湿”的汤水。付款5秒钟,和老板聊天15分钟。老板跟她絮叨的内容从药材的采集过程,到自己的半生半世。两个陌生人就有了短暂的微弱连接。
菜市场记得住人。2023年,钟淑如回到7年前海南做田野调查的那个市场。帮过她忙的摊主抬头看见她,第一句话是:“今天怎么来了?”——像她只是放了个长假。接着开玩笑道:“老板,今天要多少斤鱼?”她聊过天、帮过工的摊位,几乎都认出了她。
但她并不把自己当作菜市场的捍卫者。她给菜市场的定位是一个更理性的表达:关系生成的基础设施。
她把菜市场分成两种。一种还生成着关系——支持当地物产,让顾客和这片土地绑定,深深嵌入社区。她管这种叫“有灵魂的菜市场”。
她提到广州的沙园市场,一个普通的鸡肉档口,挂着十几种“土鸡”。很多商家喜欢在招牌上说明原产地,多是商家的家乡。湛江烧腊、清远黑尾猪、开平马岗鹅、顺德鲮鱼滑,英德农家菜——英德离广州138公里,蔬菜从老板家菜园发来,菜受欢迎,老板有底气。
另一种只剩下名字,货源和社会关系都已空壳,售卖的食物变得同质化、标准化,甚至比不上超市和电商的效率与选择。“那它一定会被淘汰。”
新的菜市场爱好者也在长出来。广州一对年轻夫妻因为爱逛菜场,辗转联系上她,约她一起逛。他们是沙园市场的常客。
钟淑如跟着他们“望闻问切”地挑排骨,偶遇新鲜出炉的烧肉。他们分得清,什么生鲜最时令、性价比最高,什么是被“摊主用来走量赚钱”。
“喜欢逛菜场的人,心里不会有一份菜单。”钟淑如向记者解释,先看一眼今天有什么,再在脑子里即兴编排——今天的牛肉特别好,是不是该买一把紫苏来搭配。
在菜市场里,“我们不只是消费者,我们成为在气候之中、时令之中、地方物产之中的在地生命体”。
菜市场,活在越来越快的世界里
其实,中国的菜市场也在“退”。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农业经历了扩张与集约化。2023年,中国蔬菜种植面积超过3.4亿亩,人均蔬菜占有量超过500公斤。普通人买菜的渠道越来越多。
2026年5月,《新快报》记者按一份2013年的名单回访广州越秀区全部56家肉菜市场,发现其中20家已经消失或倒闭。电商、新零售、社区团购,不断瓜分菜市场让出的份额。
改变同样发生在食客身上。大城市里,手机上下一单,30分钟送到家门口,订单化生产、精准投放、冷链直送,一整套链条把食物抵达餐桌的过程压缩到极致。整个社会的节奏不断加速:外卖以分钟计算,短视频以秒衡量,一餐饭可以简化成屏幕上的一次点击。
“上班吃外卖,下班吃预制菜,预制菜代表极致效率,但很多时候,这是人们无奈的选择。”钟淑如说。菜市场恰恰属于慢的一方,它遵循自然与人的真实节奏,而非商业追求的速率。
新崛起的零售平台也在努力模仿菜市场:踩着时令,摸清消费偏好。比如,在春天包下上海崇明的基地供给野菜。
钟淑如认可这些尝试,肯定部分食材品质的提升。
但平台有学不到的部分:易腐的、稍纵即逝的、真正不可预测的、来自小生产单元的东西,现代供应链没办法做到。钟淑如说,“吃菌子最好的地方,还是云南本地。”
更深的顾虑在定价权。她调研过广东的一家生态农场:给大平台供货,要标品化,“砍了切了,同样的长短”,散卖一斤10元的菜,供给平台只有五六元。很多农场宁愿不包销:“我全让你包了,你哪天撤单,我怎么办?”
“当我们的餐桌只剩下标品化的大供应商,他们就可以从头到尾塑造我们的未来。”钟淑如说,“就像南美洲热带雨林里扇动翅膀的蝴蝶,总有一天,影响会传导到你这里。”
有读者问她,社交平台上网红市场的打卡热,是不是菜市场的救星。
钟淑如不否认这股热潮的价值。年轻人不做饭了,菜市场就不只是买菜卖菜的地方——“它可以是一所学校,可以是一个博物馆,一个观察城市生活的窗口”。
在她看来,菜市场的魅力恰在原真性:“很少被修饰,你去了就能看到当地人怎么生活、怎么吃饭。”
钟淑如和广州的伙伴组建了菜市场观察小组,整理出一份简易观察指南。但她对“拯救”菜市场的说法保持警惕。她见过刷白外壳的标准化改造,见过变成“样板间”的网红市场。
泡在市场里多年,钟淑如知道,摊贩的账不好算。打卡的人一年来一次,摊贩要的是天天来的人;市场改漂亮了,摊位租金跟着涨,菜价却涨不动——南沙中心市场改造后,110个档口只剩27个;流量按天计算,摊贩的生计按年摊平。
珠海朝阳市场里,藏着另一种生存样本。一个卖凉茶的摊主告诉她,自己的客人早已不限于周边居民,靠口耳相传,“很多香港人都找过来”。愿意相信有在地知识的人,能找对地方。
如今,钟淑如经常带学生去菜市场调研。她让学生先看,不急着让他们做。
“一个越来越快的社会,还能容得下一个慢下来的东西吗?”钟淑如显得乐观,“先逛起来吧,听得再多不如亲自逛一回。要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层次可以如此丰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