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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项成熟、稳定的政治制度，绝非凭空产生，而是特定历史、社会与文化条件长期孕育的结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新”不仅在于其结构形式，更在于其内在的政治逻辑与运行机理。要深刻理解这一制度为何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除了考察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和近代中国的革命实践外，必须将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历史纵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确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两种思想倾向的对立与共性

　　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作用，社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

　　一种观点体现为“传统文化无用论”，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只有消极作用。持此观点者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下中国发展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于我国封建时期，是支撑封建专制的文化基础，无法“滋养”体现现代性的国家治理。这一观点将传统文化简单视为“封建残余”，认为其是现代政党制度建设的阻碍因素。另一种观点为“传统文化决定论”，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将这一制度的形成与结构完全归因于历史文化因素。持此观点者将丰富的政治实践压缩为单一的文化注脚，试图将一种动态发展的、回应现实需求的现代政治安排，凝固为某种静态的、命定的“文化必然”。

　　上述两种观点存在共同的问题，就是不能够正确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作用。两种错误的观点在社会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不利于在新形势下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利于其优势不断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无用论”与“决定论”的成因

　　就政党制度建设而言，“传统文化无用论”与“传统文化决定论”这两种对立的思潮，其产生根源均源于对中国政治发展历程的片面化理解，是近代以来在构建现代政党制度过程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两种极端化表现。具体而言，其成因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对近代制度探索失败的文化归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近代中国模仿西方多党竞争、议会政治试验彻底失败的背景下，逐步探索形成的。这一历史过程，是两种论调产生的重要历史根源。

　　持“传统文化无用论”者将民国初年议会政治、多党竞争的失败，直接归咎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之不相容。他们认为，强调“大一统”与“和谐”的文化土壤无法孕育西方式的竞争性政党政治，从而判定传统文化在这一领域是“无用”的。这种观点犯了“以果推因”和“以偏概全”的错误，将一种特定政治模式的失败，等同于整个文化系统在政治制度构建上的失效，忽视了传统治理智慧中如“协商”“共识”等可转化资源。作为对“传统文化无用论”的反拨，“传统文化决定论”为了论证现行制度的必然性，倾向于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描绘成“大一统”、“和合”文化基因的自然结晶。这种叙事有意无意地淡化或遮蔽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艰巨历程、各种政治力量的复杂博弈，以及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性贡献。它试图用一条平滑的文化决定论线索，连接古今，从而简化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与偶然性。

　　第二，对文化与制度发展关系的机械化理解。在分析政党制度时，两者在方法论上都未能准确把握文化与社会制度间的辩证关系。

　　持“传统文化无用论”者以西方多党竞争制为唯一“标准模板”来审视和评判中国传统。当发现其中缺乏对应的“反对党”“轮流坐庄”等元素时，便得出“无用”的结论。这实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变体，它用外在标准否定内在多样性，无法理解基于“协商合作”的政党政治同样是一种有效的现代政治形态。与此相反，认为“传统文化决定论”者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所有特征都直接等同于传统概念的现代复刻。它把文化从一个重要的“背景影响变量”错误地提升为唯一的“决定性自变量”，无法解释为何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形成了不同的政体，也无法说明为何相同的“和合”文化在帝制时代并未催生现代政党制度。这种机械的决定论，忽略了社会经济基础、阶级斗争、理论创新等更为根本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身份认同与制度阐释的失衡。在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背景下，两种论调都是对如何阐释自身制度独特性这一现实挑战的不成熟回应。

　　持“传统文化无用论”者仍未摆脱对西方政治话语的依赖，当无法用既有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实践时，便易于产生制度自卑感，并将此归因于传统文化的“滞后性”，从而强化了“无用”的判断。“传统文化决定论”的支持者在寻求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合法性时，从悠久的传统中寻找资源是一条最便捷的路径。通过构建一种从传统到现代的直线式“血统证明”，为制度提供了易于传播的简化叙事。然而，这种论述为了说服力而牺牲了精确性，在很大程度上模糊和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党外人士作为创造主体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的作用。

　　确立“实践生成”叙事厘清文化作用

　　“传统文化无用论”的本质是历史文化虚无主义，而“传统文化决定论”则陷入了“文化万能主义”的境地。要超越在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时的两种极端认知——既不能全盘割裂历史，陷入“无用论”的虚无，也不能机械决定历史，陷入“决定论”的宿命——关键在于构建一种科学、辩证、历史的理解框架，正确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作用。主要为以下三条路径：

　　第一，确立“实践生成”叙事，超越二元对立。应构建以“实践生成为核心”的叙事框架，明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实践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造性成果，既要说明“大一统”“和合”“民本”等观念为社会接受核心领导力量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也要充分展现近代各种政治力量在具体历史关头的互动、选择与创造过程。证明这一制度既有文化根基，更是政治实践的伟大创造，从而超越“文化决定”与“文化无用”的简单对立。

　　第二，厘清文化作用机理，实现理论精准阐释。要明确文化的作用是“浸润性”与“赋能性”的，而非“指令性”的。它通过塑造价值偏好和提供思维资源来影响制度路径，但并不直接规定制度的具体形态。为此，需对传统概念进行现代政治学转译，例如，将“和合”精准阐释为通过协商寻求共识的“和而不同”方法论，而非拒绝差异的一团和气。通过这种精准的理论辨析，既能驳斥“无用论”，证明其有价值；也能破除“决定论”，阐明其非决定性。

　　第三，推动制度性嵌入，以实践效能说话。破解认知困境最有效的方式，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行制度中“活”起来。关键在于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效能。例如，通过优化政协协商程序、强化建言献策的反馈落实机制，让“和合”思想转化为可感知的协商民主实效；通过完善民主党派考察调研机制，使“民本”理念固化为反映民意、监督政府的制度渠道。当传统文化的智慧真正有助于解决现实政治问题时，“无用论”便不攻自破；同时，因其是经现代制度框架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也自然避免了“决定论”的复古倾向。

毕松 臧秀玲

【本文作者毕松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作者臧秀玲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