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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隐蔽性强 主体界定模糊 平台管理有限

　　私域活体宠物交易游走于监管盲区

　　近日，黑龙江哈尔滨市民张先生在“朋友圈”刷到一只“香槟色”小狗，立刻花费1400元下了单，商家反复叮嘱7天之内严禁洗澡。张先生严格遵守要求，直到7天后给小狗洗澡时才发现，小狗毛发大量掉色，洗完澡后香槟色的毛发完全变成了白色。当他想要讨说法时，卖家已失联“跑路”，发消息不回，电话拨过去也是空号。

　　无独有偶，北京市民陈女士在某平台上看中一只宣称“血统纯正”的萨摩耶幼犬，付款1500元后高高兴兴带回家。然而，宠物医院检测结果显示，这只幼犬携带犬细小病毒和犬瘟热病毒——均为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疾病。陈女士投入2000多元救治，小狗仍不幸死亡。当她再联系卖家时，发现自己已被拉黑。

　　张先生和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法治日报》记者采访发现，不少消费者通过社交平台、聊天软件等私域渠道购买宠物，易遭遇染色造假、谎报品种、带病宠物等圈套，付款后维权难度较大。

　　受访专家指出，私域活体宠物交易因隐蔽性强、交易主体界定模糊、平台管理有限等原因，长期处于监管盲区，因此亟待厘清监管边界、补齐制度短板，守护宠物消费市场的健康秩序。

　　私域交易隐蔽性强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私域渠道的活体宠物交易，多由个人账号在社交平台主页或“朋友圈”等空间完成展示、议价、转账、交付，交易链条高度碎片化，一些无资质、无备案的私自交易游走在监管盲区。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教授郑宁分析，当前私域活体宠物交易监管困境主要来自四方面：一是交易行为隐蔽，“朋友圈”、私聊界面均为非公开私下交易，不属于经营性网店，多为个人散户跨区域碎片化交易，无固定经营场所，监管部门难以锁定责任主体、固定证据；二是法律界定模糊，现行法律主要约束有资质的正规经营主体，实践中难以区分个人转让与职业贩子，无证经营定性存在争议；三是部门协同存在难点，宠物交易涉及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联合巡查和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四是平台管理有限，聊天软件定位为即时通讯工具而非交易平台，无法有效区分用户闲聊与经营行为，仅能事后处理，事前约束力度较弱。

　　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段威指出，监管缺位下，私域宠物交易普遍存在三类乱象：宠物基础信息造假，通过染色、隐瞒病情等方式抬高价格；来源、检疫信息不全，消费者无法核实宠物真实健康状况；售后无保障，经营者失联、拒退赔现象较为常见。

　　郑宁补充，私域宠物交易还存在其他问题，如消费欺诈频发，以低价普通宠物冒充名贵品种；存在隐性消费陷阱，捆绑高额消费，强制收取不合理费用。

　　潜藏公共卫生隐患

　　受访专家指出，私域宠物交易脱离平台约束，无交易凭证和售后兜底，各类违规问题层出不穷，给消费市场和公共卫生带来双重隐患。

　　段威表示，在消费市场层面，活体宠物信息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普通消费者难以自行核验。经营者刻意隐瞒造假，不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还让消费者额外承担高额治疗和维权成本。同时，低价无资质的私域卖家让合规经营者陷入竞争劣势，扰乱正常市场秩序，会削弱市场整体信任度。

　　郑宁指出，私域宠物交易存在的问题拉高了消费者维权成本，加剧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不正当竞争，频发的交易纠纷也消耗了大量行政和司法资源。

　　在公共卫生层面，段威认为，风险主要来自动物来源不明、免疫不足与检疫缺失。带病宠物跨区域流通，既可能造成宠物间疫病传播，也会增加人畜共患传染病(人类与畜禽间自然传播的感染性疾病)防控压力。交易主体和流向难以追溯，一旦出现疫病，后续处置成本将大幅上升。

　　郑宁补充道，未经检疫的活体宠物携带人畜共患传染病病原体，易传染给饲养人群，存在病毒传播风险；违规化学染料给宠物染色，既可能引发人体皮肤过敏炎症，也可能导致宠物中毒；因交易纠纷被遗弃的猫狗不断增加，流浪动物数量上升，给社区安全带来一定隐患。

　　制度短板亟待补齐

　　如何治理私域活体宠物交易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受访专家建议从明晰规则、压实平台责任、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等方面着手，系统补齐制度短板。

　　段威指出，现有制度规则对该领域针对性不足，交易主体识别、经营行为定性、来源追溯、跨部门衔接均需细化。要厘清个人偶发转让与持续经营的界限——对长期以售宠营利的主体，应结合交易频率、规模、来源认定其经营属性，落实主体登记与信息公示义务，不得以“个人转让”名义规避责任。

　　“在此基础上，需将动物防疫要求嵌入交易全过程，要求披露并留存宠物来源、年龄、免疫、检疫、健康信息，实现来源可查、流向可追。同时，明确提供信息发布和交易撮合的网络平台需承担经营账号识别、交易信息留存、投诉处理和协助监管的义务，厘清各方责任边界，形成完整监管链条。对个人偶发的非经营性转让，则应与职业经营区分对待，避免监管范围过度扩张。”段威说。

　　郑宁建议明晰规则，出台个人私域经营性活体售卖认定细则，以长期批量繁育、持续售卖、广告引流牟利为标准，将职业贩子认定为经营主体，强制要求其办理营业执照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落实检疫报备义务，明确虚假宣传等行为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压实社交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平台建立关键词筛查机制，对频繁发布售宠信息的账号进行相关风险预警，开通专项投诉通道，配合监管部门调取相关信息，对违规账号采取限制功能或封禁处置。

　　她还提到，应建立多部门联动监管机制。推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完善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推广标准化宠物交易电子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鼓励行业协会建立合规商家白名单，引导消费者优先选择线下实体店或第三方担保平台交易。

　　从消费者依法有效维权的角度，段威提示，消费者在私域购买活体宠物遭遇欺诈时，应及时固定证据，包括宣传内容、聊天记录、付款凭证、卖方身份信息、宠物交付影音材料、宠物医院诊断材料等。若卖方为经营者且存在欺诈行为，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主张退货赔偿，符合条件的可主张惩罚性赔偿；若为自然人偶发转让，可依据民法典请求撤销交易、返还价款、赔偿损失；若涉嫌诈骗，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法治日报 记者韩丹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