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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上海9月28日电 题：为何世界上每个文明都值得彼此尊重、借鉴和学习？

　　——专访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葛剑雄

　　中新社记者 李鹏 樊中华

　　“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活动于9月28日至30日在埃及开罗举办。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葛剑雄20余年前曾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出发，沿尼罗河逆流而上，对其沿岸地理环境与相应古文明的诞生演变进行了深入考察。在他看来，对一个文明及其内在逻辑的理解，非身临其境、深稽博考所不能达。曾多次赴非洲考察的葛剑雄此番将随世界中国学大会“重返”埃及，期以自身考察经历，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阐释，世界上每个文明都值得彼此借鉴和学习，而文明互鉴的第一步便是深入了解、理解并欣赏对方的文明。

　　启程前，葛剑雄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黄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诞生的“大河文明”出发，深入解读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影响，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要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埃及则被称为“尼罗河的馈赠”。两条大河所处的地理环境截然不同，为何均诞生了伟大的文明？

　　葛剑雄：人类文明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物质文明，它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一是人类精神文明即基于人性的精神标准和价值观念，它基本不受地理环境影响，且要引领物质成就的发展方向。

　　在文明形成初期，地理环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早期中华文明的曙光曾出现在多地，直到3800年前最终在黄河流域形成核心。因为距今5000多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降水充沛，太行山中条山伏牛山以东即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一则温度更加适合早期缺衣少食的人类生存；二则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后形成的冲积平原土壤疏松，没有特别茂密的植被，更加容易开发利用；三则平原物资流动成本低，利于人口迁徙、扩张。文明由此得以壮大、辐射并引领四方。

　　对照古埃及文明，它始终集中在尼罗河下游和尼罗河三角洲一带。尼罗河很长，两岸大多是沙漠和裸露的岩石，三角洲也被沙漠包围。但尼罗河上游植被丰富，河流携带的淤泥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每年定期泛滥沉积的深厚淤泥使古埃及人无需施肥灌溉即可播种收获，足够的粮食供给为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从黄河与尼罗河毗邻的地理环境也可看出两大文明不同的演变及特征。黄河东流入海，往前即太平洋，没有来自彼岸的异域文明进行交流，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内聚的，从核心向外扩展，受到外来文明影响较小。

　　与之不同，尼罗河流入地中海。地中海是一个近乎封闭的陆间海，其间岛屿星罗棋布、半岛众多，周围集中了多个古文明，且海上航行安全高效。古埃及文明因此得以与其他文明建立联系、产生交往，产生多样化发展和变化。

　　不同的地理环境也形成了不同的精神文明。体现在神话上，古埃及的神话人物众多，因为尼罗河“走廊”式的文明格局使其沿岸每个重要城市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和神祇谱系。而中华文明早期产生的神和神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女娲，补天造人使种族繁衍；二是后羿，射日以维持合适的气候；三是精卫，填海以增加土地。之后，“天”进而成为中华文明中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神。究其原因，神话反映着人们的诉求，居住在同一平原之上相似地理环境中的中华早期先民诉求基本相同。这也使中国早期思想家萌发出大一统的观念，逐步形成政治伦理，直至秦始皇使之成为现实。

　　此外还有很多因素可体现地理环境对文明发展的影响。例如尼罗河是南北向大河，与黄河等大多数东西向河流不同，它受到地球重力作用影响较小，大多数河段流速平缓。因此古埃及人可开采巨石使之在平底船上顺流而下用于建造神庙、金字塔等。尼罗河若发洪水也至多影响次年粮食收成。黄河则不然，它中游流速极快，携带大量黄土高原的泥沙至下游，淤积成平原的同时，也会形成地上悬河，导致黄河经常决堤泛滥，甚至几经改道，洪水带来巨大灾难。因此随着气候变迁，到唐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经济与文化日渐衰落，长江流域则因气候适宜日渐繁盛，中华文明由此进行了一次空间迁移。

　　可以看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地理环境决定了物质文明发展的上限。但同时，人的思想境界、人性的高度等精神文明却受地理环境影响甚小。因此分处世界不同地区的古文明均有杰出的思想家诞生，人类历史上的很多思想高峰，即便在物质文明发达的今天也未必可以超越。

　　中新社记者：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地貌多样，形成的文化也极具多元性。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是否可以更好地向世界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

　　葛剑雄：正如前所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明确，在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先后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代表性的诸如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峁遗址、浙江良渚古城遗址、辽宁牛河梁遗址等。但距今38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其余文明大多数没有再延续下来。流传至今的思想、礼器、文字、经书典籍等均在中原地区形成，是中华文明的主体。中原地区早期人口密集，在夏商周三代都自称为“夏人”，后以“华”赞之，是为“华夏”。中华文明由这一核心区域扩散到周边地区，历史上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苗蛮、百越等很多民族都逐步融入其中，认同华夏文明，也使华夏成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特征。它不以血统区分夷夏，而以礼乐教化辨之，即修习礼乐文教者皆为华夏人，反之不习文化者，就会“由夏变夷”。这消弭了血统的隔阂，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海内外华人共同的祖先黄帝被尊为“人文初祖”正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以文化凝聚而成。试想如果以无法改变的血统论彼我，就会引起种族歧视、民族矛盾等诸多问题，人类历史上不乏此类镜鉴。

　　所以，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而中华文明应是以华夏为主体、多元一体的完整概念。

　　中新社记者：今年的世界中国学大会首次走进阿拉伯国家。今阿拉伯国家所在区域范围内曾存在多个独立起源的原生古文明，以您的经历与经验来看，我们应如何更好地实现文明互鉴？

　　葛剑雄：首先，文明互鉴的第一步就应是对彼此文明进行深入了解，以形成真正的理解。但一方面，当前语言仍是一个较明显的跨文化交流障碍。比如在汉语中，一些词汇有其独特含义，浮于字词表层的翻译难以让对方真正理解这些词汇及其文化背景。这就要求双方尽可能提前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同时要认识到此类交流的深入需要久久为功、循序渐进。

　　另一方面，最好的认知理解离不开身临其境的走访。我在沿尼罗河深入考察之时，亲眼看到三角洲可厚达一米的淤泥层、纸莎草原料生长的地域局限等，方真正理解了其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性。

　　其次，文明的交流互鉴应是双向、平等、互动的。今天世界上存在的其他重大文明和中华文明一样，也是其他民族选择了最合适的地理环境，经过几千年的奋斗、发展才形成的，所以都值得我们尊重、借鉴和学习。当今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排他地存在，而每一个国家、民族都希望能够自主地选择了解其他文明的方式，如曾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靠武力来强行推广其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方面，文明互鉴要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充分考虑到对方需要什么，己所欲，未必施于人。不同文明应以平等的姿态，尽可能深入了解他者的文明，并如实介绍自己的文明；另一方面，文明互鉴需求同存异，但更应将关注点集中在“存异”之上，去研究为什么有“异”，“异”在何处，通过一次次互动交流，减少其“异”，求得更多的“同”。如此才能实现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事实上正如前所述，中华文明是内聚性的。中国历史上，即便是在最发达的朝代，虽欢迎外国人来华学习中华文化，却从未主动派遣文化使者赴海外传播文化。数千年时间里，除周边国家外，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多依赖个别外来者的自觉学习与传播，导致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既表面又片面。这种情况下，今天想让世界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更要从基础做起，不能急于求成。

　　中新社记者：“中国学”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历史地理学能为世界理解中国提供怎样的独特视角和路径？

　　葛剑雄：历史地理学属于科学范畴，解释的是地理环境与人类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它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文明的研究提供了科学全面的时空背景。很多问题依靠现有的科技手段是无法解决的，例如气候变化，人类用仪器来观测记录气候的历史只有不到200年，而有延续性资料的气候观测点在全球只有50个，其中90%集中在西欧，那么其他地方如要考察气候变化，就要依靠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国因为从甲骨文开始就有持续的文字记录，且涉及的空间范围较大，因而有着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诸如此类，历史地理学应成为世界中国学研究的优势之一。(完)

　　受访者简介：

　　葛剑雄，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主要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等方面研究。发表史学专著20余部、论文百余篇。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教育部)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