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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邱启媛

　　发于2026.8.24总第124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这几年，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彭凯平观察到，提供心理支持、倾听与疏导的清华幸福公益心理服务热线中，青少年来电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这条热线于2021年常态化运营，截至2025年12月31日，心理服务热线总拨打量达170多万次，“孩子”“情绪”“焦虑”是求助者的主诉关键词。

　　近期，戒网瘾学校再次引发社会关注。此类机构并无正规资质和科学方法，而是通过体罚、殴打和洗脑等方式，向家长宣传能够“矫治”孩子的行为，吸引许多教育无门的家长，通过强制性手段把子女送去“改造”。

　　一方面，彭凯平理解父母为何寄希望于这类机构，“中国的一些父母，很少有时间和资源学习教育方法，关心孩子”；但另一方面，通过强制和暴力的方式教育孩子，“不光无效，而且还有害”。戒网瘾学校问题频发背后，是社会教育出现了偏差：孩子没有被还原为孩子，父母也没有学过如何做父母。

　　孩子和父母都在“求救”

　　《中国新闻周刊》：心理服务热线中青少年来电的比例多大？如今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些？

　　彭凯平：其实我们的心理热线不是主要针对青少年，而是更广阔的社会需求。但后来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是，青少年来电比例从最初不到5%，上升到40%，让我们很意外。这些来电的孩子不是说自己有问题，而是抱怨父母的心理问题，需要我们给出指导。

　　目前我们听到频率最高的问题是学业压力，“内卷”、排名、攀比考试成绩等，学习障碍以及学业问题带来的心理问题是排第一位的。

　　第二大问题是关系问题，跟爸爸妈妈、同学老师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第三大问题是情绪问题，比如睡不着觉、生理恶心等。这是我们从求救的角度发现的三大问题。

　　我们也曾做过40多万人的中小学生调查，后来相关结果写成了报告，叫作青少年的“四无问题”——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界无兴趣、社交无能力、对生命价值无感受，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中国新闻周刊》：来电的孩子和家长，彼此抱怨的问题聚焦在哪些方面？

　　彭凯平：大部分孩子觉得家长的管压过多、过细、过深，唠叨太多。孩子们没有自主意识和自我尊严，这是关系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权力争夺，有关自主权和控制权。第二个问题是情感断裂，比如父母不关心我的身心需求，只关心我的作业和成绩，我好像只是父母实现考上名校的工具。第三个问题是焦虑投射，父母把自己的一些情绪在孩子身上发泄出来，比如明明是父母的婚姻出现问题，结果孩子成了受气包和替罪羊。

　　父母的抱怨也紧扣这些问题，比如我们调查发现的“学习无动力”，父母觉得孩子不爱学习是比较大的问题。另外还包括孩子不社交，不跟人来往，甚至连父母都不理不睬，情绪抑郁低落，封闭自己。

　　在我们接到的求救电话里，父母对网瘾的谈论多一些，这跟我们的调查结论“对真实生活无兴趣”有关：孩子在虚拟世界里花费了太多时间，不只游戏，还包括在虚拟世界闲聊、消磨时间。而孩子们基本没怎么谈网瘾的问题，要么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兴趣，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很大的问题，要么就是虽然自己上瘾了，但无所谓。

　　《中国新闻周刊》：心理学是如何定义“成瘾”的？

　　彭凯平：从心理学来看，要看这个人是否过度依赖某一种方法、技术或行为来让自己产生愉悦、快乐和依赖。

　　从行为描述上没有客观指标，我自己认为有三个：第一，该行为是否影响到了睡眠。如果我们做完一件事是轻松、愉悦的，那这是一种休息和娱乐，但如果它让你睡眠时间严重减少，甚至失眠、过度兴奋，那可能存在成瘾问题。第二，是否影响到饮食，比如让人产生厌食或暴食。第三，是否影响正常的学习和工作，对孩子来讲，是否成绩明显下降、集中不了注意力，甚至影响了人际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孩子出现了成瘾行为，诱因可能会有哪些？

　　彭凯平：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第一个诱因肯定是环境，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学校，孩子的需求，比如成就感、信任感、幸福感、能力感，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但是打游戏能够为他提供，弥补了生活中的不足。

　　第二个诱因是愉悦感带来的刺激，游戏、短视频能刺激即时多巴胺的大量分泌，使人产生渴求和依赖。很多人一开始打游戏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期待，但是越打欲望就越强烈，这是大脑的奖励系统失衡造成的。

　　此外，人到25岁之后大脑前额叶才成熟，有些孩子知道上瘾有害，但是自控力不足，抵挡不了诱惑。总之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太一样，这也是心理治疗一定要因人而异的原因。

　　为何戒网瘾学校“疗法”无效？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提到，积极心理学强调转移、替代、升华。而戒网瘾学校采用的却是强制戒断、体罚、禁言甚至殴打的手段。从心理学角度看，这套方式有效吗？

　　彭凯平：孩子是在与成人的互动中了解社会的规则和规范的。如果对方是以暴力、谩骂的方式来管教孩子，孩子可能会把这些看作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手段，将来他也会用这样的手段和方法去处理关系，甚至从受害者变成施害者。

　　而且，人类大脑需要通过积极的奖励机制产生积极的神经网络回路，这个网络回路会变成人的行动力。而负面情绪和手段会使孩子回避退缩，所以如果孩子在暴力、谩骂下改变了行为，不是因为孩子的问题被解决了，只是因为他退缩、不敢做了。在这种戒律控制下，孩子看起来好像安安静静的，其实非常可怕——人的特性丧失了。一个退缩封闭的孩子走向社会之后，不会主动建立社会联系，而会以一种隔离的方式和社会相处，这会成为孩子各种心理疾病的根源。

　　真正有效的方式是找到一些替代的行动方案，比如让孩子做一些公益，学习体育技能，用正常的社会行为来替代成瘾行为。一定要警惕这些带有体罚等强制性手段的机构，它不光无效，而且有害；不仅违反了心理学伦理，也对孩子们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体罚，几乎每所戒网瘾学校都有“感恩教育”，让孩子写固定格式的家书，以“我错了，对不起父母”开头。你之前也提到过“感恩使人幸福”的观点，戒网瘾学校的做法和你的观点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彭凯平：其实戒网瘾学校强调的不是“感恩”，而是“报恩”——你要牺牲自己去报答、回馈。

　　报恩教育只讲对方做了什么，同时强调负面信息，“我欠人家什么”，这其实是一种道德绑架，用亏欠、内疚让孩子流泪。而感恩强调两个特别重要的要素：第一，这个人为我做了什么；第二，我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什么收获。——你帮了我，我有收获，才会感谢你；我没收获，我为什么要感谢你？

　　《中国新闻周刊》：这类学校之所以屡禁不止，其实反映了人们在处理家庭关系中的普遍矛盾，这些矛盾是戒网瘾学校存在的土壤。那此类学校是否能完全消失？

　　彭凯平：戒网瘾学校是一个社会需求，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戒网瘾学校。其实重要的并不是“让不让它存在”，而是“它以什么形态存在”。

　　我认为真正的戒网瘾学校要满足三个原则：首先要科学，其次是开放，最后要有伦理监管和法律保障。

　　它需要以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塑造教育的原则，不能用毫无科学依据的方法，而且一定要公开：很多时候把一个理论宣讲出来，会形成一种约束。真正的学校一定是开放的，是老师、学生、家长、媒体都可以参与并监督的，是鼓励孩子和社会互动的，而不是切断孩子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封闭起来。

　　监管和法律也要健全，当带有惩罚性的恶劣机构出现时，监管和法律要让它关门、杜绝。

　　父母也应“受教育”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父母无法解决，就寄希望于戒网瘾学校，你如何看待这一行为？

　　彭凯平：我认为这是一个无奈之举。其实最好的治疗是在家里，因为孩子的行为是在家里形成的，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在家庭。但是我也特别理解中国的一些父母，他们真的没时间、没资源去接受心理学的指导和科学的理论。

　　理想情况下，父母一定要从“堵截”变成“疏导”，加强陪伴、加强沟通、加强互动。家长也要有以身作则的习惯：你不想让孩子玩游戏，那你也不要玩游戏。可以提供一些替代性的方法，比如打球、旅游、听音乐，培养孩子其他愉悦感的来源。此外我觉得孩子们要有一些社会活动，做一些社区服务，加入一些兴趣小组。人是社会动物，能够跟左邻右舍的孩子一起玩，一起学习，一起做公益，本身就特别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也有一些案例，孩子本身不存在网瘾等不良行为，只是因为学业规划、恋爱对象不受父母认同，也被送进特训学校。父母把孩子的一些反抗和不服从解读成“不正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认知偏差？

　　彭凯平：首先，一些父母没有学过心理学，没有学过教育学，也没有学过关系学，完全处在无知的状态里，无知就会无能，无能就会扭曲。

　　家长也需要接受教育，而我们的教育，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知识、对人性的知识太少了。

　　如果这些知识在学校没有学到，就需要大众媒体把心理学或其他科学的育儿知识传播起来。但是一讲做人，我们又经常把它道德化、抽象化，社会的这方面教育是有偏差的。

　　其次是对权力的争夺，很多人希望掌握权力，只要有点权力就要马上使用，反映在家长身上的权力就是对孩子的命令和管控。父母觉得孩子不听话是对自己权力的损害，这是权力欲望投射到了家庭上。

　　再次是对情感的蔑视和对功利的过度强调。一个人考试排名第一，大家会觉得特别了不起，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人的未来可期。但如果孩子不按照社会惯性的方式成长，家长对未来的焦虑就会投射在孩子身上，认为孩子的将来就会失控。这是一种灾难性思维。

　　家是情感的港湾，不是学校和社会的延续，所以家庭应该做的是学校和社会所不能做的事，比如爱、支持、关怀和欣赏。但是现在很多家长都变成了助教：学校布置的作业，我来督促完成；学校布置得不够，我还要加码。很多家长通过这种控制让孩子取得了成功，但这是幸存者偏差——还有很多孩子没有通过这个方式成功，反而受到了负面影响。

　　一些孩子从来没能学会如何解压，一些父母也从来没能学会如何做不施压的父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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