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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福建南平3月28日电 题：“宋史热”，高级热！

　　——专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让宝奎

　　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武夷论坛新近在福建南平举行。受邀与会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宋史热”其实是中华民族之文化又到了一个很高水平的阶段才产生的现象。

　　“如果你爱宋史，需要很多条件。”赵冬梅认为，“宋史热”是需要经济、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才会有的很高级的现象。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曾用“华夏群星”形容北宋诸位历史名人。置身武夷山，回顾曾活跃在此的朱熹等南宋名人，您作何概括？是否可从两宋人物群像特点的差异，洞见两宋社会文化之不同？

　　赵冬梅：关于南北宋的差异，我比较接受刘子健先生的观点，及至南宋，中国转向内在。中华文明至北宋中期出现了一个华夏群星闪耀的时代，发展到南宋，朱子对东汉至北宋的学术进行系统总结，成为新儒家的集大成者。

　　朱子生活的年代，东汉以来繁琐的经学已不够用，无法很好地呼应时代需求。彼时佛教传入中国已历千年，被朱子在武夷山吸收、总结、升华、融会为新儒家理学思想，以启未来。所以，如果北宋是“华夏群星闪耀时”，南宋的朱熹可谓一颗非常耀眼的大星，可以和孔子呼应，这是差不多要近两千年才能出一个的人物。

　　这次在武夷山朱子讲学的地方，感受真的不一样。九曲溪这么美的山水，既是温柔的、旖旎的，又是理性的。我不知是因为有朱熹的缘故，还是因为这里的风光本就如此，才能滋养孕育出朱子学。你能感受到“空气中的理性”，它是美的，但又不至于媚。

　　从传统儒家的理想看，从寇准到范仲淹、欧阳修，再到司马光、王安石，都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苏轼，治国平天下就有不可为的地方，所以他回到自我、完善人格，成就了我认为的“华夏最美人格”。

　　到了南宋，朱子某种程度上也是很不可为，他在朝的时间是很短的，这点和孔子类似。朱子转向对之前的学问做整理、总结、体系化，包括他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在史学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

　　朱子还有一点像孔子之处，即教学育人。孔子一生可谓颠沛流离，“累累若丧家之犬”；朱子略好，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很早就意识到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这是很难的。

　　中新社记者：随着近年来，以两宋历史为背景的通俗读物频出、影视作品热播，公众对宋朝的关注度明显上升。您怎么看民间的“宋史热”？

　　赵冬梅：“宋史热”其实是中华民族之文化又到了一个很高水平的阶段才产生的现象。如果你爱盛清、秦皇汉武，大多是来自传统史学观念的爱，是爱强大的时候、血脉偾张的时候、“向外”的时候；但如果你爱宋史，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心态是平的。“宋史热”是需要经济、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才会有的很高级的现象。

　　此外，宋代确实有许多其他朝代没有的东西。例如，今年初的热播大戏《太平年》，其核心故事吴越归地、和平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极少能看到这样的故事。一个地方政权的统治者甘愿放弃自己的最高名号，为了和平、为了在一个更高的平台、更广阔地域上文明的提升，在人类历史上都很难看到，但中华民族在一千多年前就能实现，是极其了不起的。

　　再如澶渊之盟，北宋和辽朝两个势均力敌的政权，能通过谈判让百姓免于干戈之苦，两个政权之间还保持贸易往来、和平交往，也是极大的智慧。这些案例都是我们可以骄傲的，也是值得全人类看一看的，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上，我觉得太重要了。

　　中新社记者：从影视作品《燕云台》到《太平年》，再到西夏陵入列世界文化遗产，公众对宋朝的兴趣似乎也逐渐扩展到五代十国、辽金西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域下，我们应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对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影响？

　　赵冬梅：我们说到宋史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宋史”——一个是宋王朝的历史，一个是辽宋西夏金的“大宋史”。从唐灭亡一直到元朝再度实现大地理范围的统一，即大约从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这300年间的历史，多政权并立。

　　当我们回看大宋史时，会看到中华大地上各民族蓬勃发展。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很短的时间内吸收中原的精华，很快得到成长，建立一个华夏范式的帝国，彼此之间再碰撞、融合。

　　中国从来都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的连续性就包含多民族的碰撞融合，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独有的，大宋史时期就是一个极好的体现。

　　中新社记者：陈寅恪先生有名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您也在多个场合阐述宋代文化之“美”。在“两个结合”理论下，我们应如何借鉴吸收宋代审美？

　　赵冬梅：美，是宋代的特点，许多外国人也注意到这一点。我在英国大英博物馆看展览时，他们就是把宋代的部分置于“文明的巅峰”来解释的。

　　陈先生这句话，不只是我，而是几乎所有讲宋史的人，都会引用，因为他阐述的是事实。中国人的审美在宋代确实达到了一个巅峰，那是文明富足的标志，到今天我们再次抵达文明富足的状态，这让我们有可能欣赏。

　　令我很感动的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年轻人，对于宋制的衣裳、华夏衣冠的研究挖掘非常厉害，还有学生在学期末时穿上宋制的衣服来跟我合影。我们正是要去发掘宋朝乃至整个中华文明所蕴含的美的东西，同时把它们引入到生活中去践行、去享受。如果仅仅是在课本里或老师照本宣科地讲一讲，恐怕意思不大。

　　中新社记者：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到您译介的美国学者贾志扬的《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海外汉学家的论著对宋史研究提供了哪些借鉴？在世界中国学兴起的背景下，宋史研究应如何守正创新？

　　赵冬梅：宋代的学问，从来都不是只有中国人做的，大家围绕共同的研究对象，以不同的眼光互相碰撞、互相融合、不断激发，并且在同一个平台上平等交流。

　　20世纪90年代初，外国学者来中国是需要翻译的。20年后，我们再开会，不少研究宋史的日本学者、欧美学者就可以用汉语来发表观点，年轻一代的外国学者大部分都有能力阅读中文文献及译介。我在德国开过宋史专题的研究生课，也在法国用英文讲宋史，其实不管用什么语言讲，我们都是在互相学习、共同关注、共同开拓。

　　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是属于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应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需要我们共同去挖掘和研究。(完)

　　受访者简介：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曾任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

　　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和传播，主要著作有《赵宋：如是我见》《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大宋之变，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千秋是非话寇准》，译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