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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连续13年降低

　　年轻群体已成为遗嘱规划新生力量

　　“我是二婚家庭，我与前妻有一个孩子。在我母亲去世以后的房产继承上，我还是想给到自己的孩子。”“如果遭遇不幸，把我的压岁钱和游戏账号给我的朋友。”……10年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遗嘱咨询师王贺已接待了近万名群众，帮他们把牵挂写进遗嘱。

　　3月发布的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中华遗嘱库遗嘱咨询数量达675537人次，遗嘱登记保管数量达404981份。立遗嘱人群数量实现连续多年稳步增长，群众对订立遗嘱的接受度与需求度持续提升。

　　白皮书数据显示，老年人仍然是立遗嘱的主力，但遗嘱年轻化趋势进一步凸显，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连续13年降低，年轻群体已成为遗嘱规划的新生力量。

　　“遗嘱法律服务对象的年龄结构呈现下移状态，印证了民法典确立的遗嘱自由原则不断深入人心。”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龙翼飞说。

　　孤寡老人遗嘱需求攀升

　　68岁的张女士早年丧偶，独自抚养儿子长大。儿子工作后定居国外，一年难得回国一次。张女士在50岁时购买了一份终身寿险，想着日后能给儿子多留一份保障，但因忙于生活琐事，一直没顾上把买保险的事告诉儿子。今年体检时，张女士被查出慢性病，担心意外发生的她便在遗嘱中明确了保险的相关信息，指定儿子为唯一受益人，确保儿子在自己离世后能顺利拿到这笔钱。

　　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空巢、孤寡老人群体的财产传承与养老保障需求愈发突出。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老年人订立遗嘱总数量为41168份，空巢老人订立遗嘱数量为25287份，空巢老人订立遗嘱占比高达61.42%。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主任陈凯表示，空巢、孤寡老人遗嘱需求的增长，与家庭结构松散化、中青年人口外流密切相关，也反映出老年人对自身权益保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遗嘱已成为该群体锁定财产流向、寄托情感期望的重要载体，既保障了自身晚年生活安心，也为“身后事”作出妥善安排。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牛晓波认为，空巢、孤寡老人遗嘱需求的增长，凸显了遗嘱作为养老保障补充工具的重要价值，也为完善老龄化社会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青年立遗嘱比例提升

　　冯先生自幼受姐姐悉心照料，工作后也得到了姐姐的帮助。为回馈这份亲情，同时让姐姐获得长远保障，22岁的冯先生办理遗嘱，明确将自己的工资存款全部留给姐姐，此外还特意将使用7年的游戏账户纳入遗嘱分配范围。

　　陈凯指出，随着数字时代发展，虚拟财产已成为年轻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法典明确公民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游戏账户作为具有人身依附性与财产价值的虚拟资产，通过遗嘱进行传承具有合法性。冯先生的行为体现了年轻群体对遗嘱认知的转变，遗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而是成为年轻人表达情感、规划财产的重要方式。

　　白皮书显示，全国范围内中青年群体立遗嘱比例持续提升，以上海为例，60岁以下人群占比达23.68%，30岁至39岁群体增速最为明显。在龙翼飞看来，这一趋势标志着民法典所倡导的设立遗嘱的“意思自治法律精神”，正从中老年向社会成员全生命周期不断延伸。公民在法律框架下对个人财产进行事前安排，正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惠及亿万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生动法律实践。

　　修改遗嘱人数逐年增加

　　随着家庭财富结构的优化、家庭关系的动态变化，遗嘱“一立不变”的传统认知被彻底打破，遗嘱动态管理已成为遗产规划的常态。

　　白皮书显示，2013年至2025年，全国共有6609次修改遗嘱，修改遗嘱的人数逐年增加，修改遗嘱主要原因为分配意愿发生变化，占比达81.29%。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遗嘱库项目办荣誉主任刘桂明认为，遗嘱修改数量的大幅攀升，体现了立遗嘱人对自身意愿的重视和对家庭变化的动态适配，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参与，打破了“遗嘱修改是老年人专属”的认知。遗嘱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不断凸显，成为现代人应对生活变数、保障财产权益的重要法律工具。

　　龙翼飞指出，遗嘱内容会随着社会成员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财产状况、情感联系的变化，而由立遗嘱人自愿、合法地进行动态调整。民法典允许遗嘱人依法撤回、变更遗嘱，正是对遗嘱人在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下处理遗产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最高尊重。对遗嘱法律服务活动的动态管理，是民法典贯穿的“以人为本”法治理念的直接体现。

　　遗产管理人专业化提速

　　因子女长期在国外工作，家住上海市徐汇区的李女士已经独居多年，为避免身后财产继承引发跨境纠纷，她特意订立遗嘱，明确将名下房产与存款定向留给指定亲属，并委托专业机构担任遗产管理人。“孩子在国外，来回跑手续太麻烦，提前立好遗嘱，既能了却心愿，也能给孩子省不少事。”

　　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的不断加深，遗嘱继承纠纷的案件数量也越来越多。

　　基于国情和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较难处理的现实问题，民法典明确了遗产管理人制度。陈凯介绍说，遗产管理人是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专门负责管理和处分涉及遗产相关事务的人。通过设立遗产管理人，家庭成员可以更加安心，避免因遗产分配问题而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即使是遗产价值不高的普通家庭，也可以从遗产管理人制度中受益。

　　数据显示，2025年中华遗嘱库保管遗嘱中有29841人选择在遗嘱中指定遗产管理人，占比高达62.86%。

　　69岁的何先生与现任妻子共有一套房产，担心自己离世后现任妻子与前妻女儿因房产份额产生纠纷，他专门到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明确自己在共有房产中的份额由现任妻子继承，并指定专业机构作为遗产管理人负责财产的交接与管理，以此规避潜在的家庭矛盾。

　　陈凯表示，遗产管理人指定数量的增长，标志着该制度从“纸面条款”全面走向“实践落地”，专业机构的介入，有效解决了家庭内部管理遗产的专业性不足、利益冲突等问题。

　　“目前，遗产管理人职业化体系建设取得初步进展，相信随着行业标准的完善，社会信任度会进一步提升。”陈凯说。(本报记者 蒲晓磊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