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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曹然

　　发于2026.9.28总第125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南非约翰内斯堡东部郊区，浓雾笼罩在密集的棚屋与电线杆上。尘土飞扬的路旁，一个本地少年双手插兜，佝偻着身体。在他头顶，巨大的洗衣粉广告牌高耸入云。

　　25年前，南非摄影师桑图·莫福肯拍下这张名为《滕比萨之冬》的照片。巨大的“资本纪念碑”与渺小的个体，让这幅作品被视为“发展中的非洲”的象征。

　　25年过去，又是一个南半球的冬天，《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滕比萨。一样的萧瑟，一样密集的棚屋与铁皮房，一样在路边游荡的青年。唯一不同的是，社区周遭的广告牌主题，从洗衣粉变成了电商、汽车与快餐。

　　这样的景象依然能代表当下的非洲。这片大陆正在迅速城市化，也在迅速孕育全球最大的城市低收入群体。滕比萨是“非洲第一都会”约翰内斯堡旁最大的城市贫民区之一，常住人口超过50万。最新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200多座主要城市中，超过50%的居民都住在贫民区，总人数达2.65亿。

　　扩张的城市、涌入的民众与脱节的社会发展，让人们担心，到2050年，近60%的非洲城市人口将生活在过度拥挤、卫生和基础服务不足的环境中。作为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头者的南非，能否通过贫民区的改变，为非洲的城市化进程找到新的出路？

　　特殊“城镇”

　　滕比萨社区里的巨幅广告牌，招徕对象从来不是本地人。所有广告牌都面向R21公路。它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种族隔离时期，是连接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与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的两条主干道之一，串起滕比萨、象牙公园等大型贫民区。

　　一边是道旁如山的垃圾和烟尘缭绕的连片平房；另一边就是约翰内斯堡最繁荣的桑顿区——非洲最大的摩天大楼群闪闪发光。

　　在全球范围内，这种景象也是独一无二的。开罗、雅加达、马尼拉等全球南方大都市的贫民区，往往与繁荣的城市中心紧密共生。但直到1994年，约翰内斯堡的贫民区都是环绕着城市破碎生长。南非可持续生计基金会执行董事安德鲁·查尔曼对记者说，这源于种族隔离的黑暗历史，是行政命令而非市场选择的结果。

　　近一个世纪前，南非白人政府颁布《土地法》，将黑人允许拥有的土地比例限制在13%以下。叠加20世纪30年代的旱灾，大多数黑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田地或牧场，到城市或金矿打工成为唯一的选择。但这又让白人政府担忧都市不再“纯洁”。驱赶，聚居，再驱赶，在之后十余年循环往复。

　　1948年，南非种族隔离政府正式上台。两年后，《集团地区法》颁布，所有“非白人”被禁止居住在白人社区。政府以最高效率执行新法，在全国范围内划出500多座专供黑人居住的“城镇”(Township)。Township由此成为南非特有的贫民区代名词。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乔安娜的祖父母被告知“收拾所有家当”。第二天一早，军警护送的卡车车队将这座西部小镇的黑人家庭集体拉到索韦托，“不管你之前是流离失所还是刚盖了房子，你必须搬到这个新地方”。

　　那是一片矿山烟囱和黑雾下的荒原。人们按照不同的故乡聚集，以此标记自己的来处。母亲们在街区里唯一一棵树下向孩子讲述草原与森林。习惯了被驱赶的黑人们觉得，这已经是最好的归宿，正像索韦托(Soweto)名字的谐音所暗示的：“So where to go(我们还能去哪儿呢)？”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索韦托的一处社区卫生中心见到乔安娜与她的同事。记者提起去过滕比萨，她们的言语明显自豪起来：“你不觉得这里比滕比萨漂亮许多吗？”索韦托是最大的模范黑人乡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种族隔离政府在这里建造了5万套砖房小院，以确保从高速公路上经过的外国人觉得“黑人过得挺好”。

　　直到今天，走上索韦托的主要街道，不明就里的外来者还是会发出疑问：这些整洁的连片小院，真的是贫民区吗？但索韦托的真面目隐藏在“面子工程”背后。1970年，官方人口普查显示这里居住着约60万合法居民，政府估算实际居民数超过百万。这意味着，半个多世纪前，索韦托每平方公里已经挤进了1.18万人，超过今天的中国香港。

　　20世纪80年代，曼德拉领导下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开始在黑人社区广泛招募抵抗成员，活动人士发现，调动起妇女积极性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厕所。因为没有上下水，人们只能用桶厕，粪便就洒在院子外，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因此生病。桶厕，成为母亲们最易于理解的不平等象征。妈妈们集合起来，拎着各家装满粪便的厕桶，把所有粪便都倒在市长经营的商店门口。

　　乔安娜生于种族隔离末期，是家里走出的第一名大学生。她的幸运源于1976年的冬天，索韦托的数万名中学生走上街头，抗议种族隔离政府强行要求黑人学校学习南非白人语言。政府开枪镇压，上百名学生死亡。今天，“索韦托起义”被视为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最关键的里程碑事件。曼德拉后来说，所有南非黑人都欠索韦托的学生一条命。

　　1994年，种族隔离政府正式倒台。但乔安娜觉得，那之后，索韦托变得更加拥挤和混乱。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终结，世界各地的黑人纷纷涌入当时尚称“发达”的南非。来自中东的富裕黑人们让桑顿的金融街上多出许多清真餐厅，来自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地的非法移民，则躲进乡镇讨生活。

　　查尔曼的实地调研显示，如今，索韦托、滕比萨这样的传统贫民区，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居民来自境外，移民承包了从杂货店到非法贩酒的一系列生意，50兰特(约合人民币20元)就可以租到搭棚子的小块空地。2024年的数据显示，滕比萨有约三成住宅都是临时棚屋。从主干道上远远看去，灰色的铁皮、蓝色的临时厕所，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尽头。

　　自下而上

　　现在，贫民区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因为基础设施不足，每天早上，“一家之主”起床后，要先去争抢街区的公共水龙头和厕所。接下来，正规就业的“幸运儿”会搭乘小巴前往城市富裕地区打工。占适龄人口三分之二的多数人，只能从事非正规营生：零售，理发，清理垃圾，非法卖酒。花四五个小时打扫一个肮脏的公共厕所，能赚取最多100兰特(约合人民币40元)的“感谢费”。在城里，这可以买到一份肯德基特惠单人套餐。

　　南非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滕比萨的青年人口占比达48%。由于经年的疾疫横行，加之棚屋拆散了家庭单元，“一家之主”大多是青少年。2007年，心理学家马洛斯·兰加在亚历山德拉黑人区开始为期十年的青少年成长追踪。如今已成为金山大学教授的兰加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他随机追踪了32个青少年，只有4人和父亲住在一起。

　　生活的艰难体现在每一个细节。滕比萨南部的埃塔费尼社区诊所，服务其周围约50万人口。“以前，这里总是坐满等着取药的居民。”走进诊所，忒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忒拜是科技创新企业Pelebox公司的职员。公司创始人尼奥·胡迪尼是从另一座“城镇”走出的年轻工程师，在金山大学获得硕士学位。2014年，胡迪尼确诊结核病。这在南非很寻常。该国的结核病年发病率为每10万人389例，每年有5万余人因此去世，其中超过一半合并艾滋病毒感染。

　　胡迪尼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初步治疗。他发现最大的挑战是取药：每次到诊所问诊再拿药，都要排三个多小时的队，“和我一起等待的患者，许多都不得不请假来医院”。

　　84%的南非公民选择在公共医疗机构获得医疗服务，患者数量庞大、医护人员不足，导致候诊时间极长，有统计显示南非职工每月因此损失超过430万工时，医护也疲于应对。但其实，多数诊所每日处方量的约70%都用于处理艾滋病、结核病等主要慢性病的长期用药处方，属“重复劳动”。

　　“取药太久、太难，导致患者用药依从性下降，说白了就是不吃药、不好好治病了。”忒拜说。在埃塔费尼这样的街区，问题更加严峻：社区诊所开药的范围有限，但这里距离最近的三级医院需要转乘一个多小时的公共交通。在暴力横行的地区，这无异于阻断患者的生路。

　　但现在，工作日的下午，正是医生出诊的时间，诊所却并不拥挤。门廊边放置着一排蓝绿色柜子，144个小格子正中，是一块屏幕、一小块键盘和一个条码扫描口，看起来和中国城市常见的快递柜没有区别。居民们来来往往，站在“快递柜”前，扫码、取药，只需要几十秒。

　　这就是Pelebox公司的创新产品。忒拜介绍，慢病患者的处方可以连续开6个月，这意味着，居民只需要每半年去一趟医院复诊，其他时候就根据短信提醒来“快递柜”取药。“快递柜”装有单独的空调，每份药在此存放三天，人们可以自主安排时间，“一走一过”，未来两三个月的药就拿到了。如果患者搬家了，还可以随时更换取药点。

　　“快递柜”是南非卫生部“集中慢性病药物配发和配送”(CCMDD)项目的一小块拼图。基于和不同私营企业因地制宜的合作，CCMDD项目深入贫民区的诊所、消防站、警察局等“安全空间”布点，通过“快递柜”、人工服务甚至“骑手”送药上门等方式，试图确保贫民区的所有慢病患者都能按时服药。

　　“贫民区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创新案例。”长期在滕比萨进行社会调研的查尔曼说，不同于外界对贫民区的刻板印象，这里的居民远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努力谋生，无论男女老少都在尝试通过各种方式寻找非正规“商机”。在这种环境中，创新基因就“刻在了骨子里”。

　　南非卫生部有关官员介绍，因为基层社区活跃，CCMDD项目中的所有药品配送、点位建设需求，均由本地社会组织提出，再由这些组织和CCMDD项目团队共同商议确定。“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

　　这种独特的“基因”蕴含在更广阔的非洲大陆内部。开普敦大学荣誉教授、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卡洛斯·洛佩斯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由于非洲各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制定的第一批国家发展规划普遍未能实现，从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治理思维席卷非洲，对国家规划“全面放弃”、“以私营部门带动社会发展”，成为这一时期诞生的一批新政府的执政方针。

　　在今天的南非，覆盖全国的CCMDD项目本身，也有私营公司广泛参与。2014至2016年，全球基金为CCMDD项目投入种子资金，用于搭建标准化的药品配送发放体系。靠着外部援助“试运行”成功后，南非卫生部才将项目纳入预算管理。

　　然而，缺乏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也使得贫民区自下而上的创新集中于细碎的领域。查尔曼指出，诸如改造上下水、完善大型基础设施的规划，就会因为政府资金不足，居民又不愿因此牺牲短期土地收益而难以推进。依赖国际资金支持，也导致CCMDD项目在美国援助“撤出”的大背景下，仅能维持现有点位运转，无法满足新的需求。

　　“暴力基因”

　　2026年9月7日，距离埃塔费尼社区诊所以北10公里的滕比萨购物中心附近，一具女性尸体浮出河面。从7月17日到9月17日，滕比萨及周边城镇共出现9具女性尸体，警方初步调查均为暴力犯罪遇害。从约翰内斯堡到开普敦，要求调查案件、保护女性安全的示威抗议在全国蔓延。9月21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指示，政府和执法机构要“对这些杀戮事件给予最高级别重视”。

　　暴力犯罪是贫民区内愈演愈烈的问题。1994年12月，种族隔离统治结束不到一年，亚历山德拉黑人区就爆发了针对外来黑人移民的大规模暴力事件。此后，驱逐、抢劫、杀戮在全国各地反复，2008年5月达到高峰。当年的骚乱导致全国62人死亡，300多家商店被洗劫，约10万贫民区居民流离失所。

　　在一系列女性遇害案引发全国关注之前，滕比萨的治安状况已经恶化。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仅埃塔费尼社区就记录了3219起犯罪案件，同比增长5%，其中谋杀案就有76起。今年2月，滕比萨还爆发了针对电价上涨的抗议，居民用燃烧的轮胎封堵了主要道路。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外来人口涌入，经济下行、失业增多，都被视为贫民区暴力犯罪增加的直接原因。但这些“暴力基因”是否有更深层的根源？在兰加看来，这和南非贫民区特有的一种“有毒男性气概”相关。

　　20世纪80年代，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从“非暴力不合作”转向暴力抗争。在一次针对贫民区黑人的广播讲话中，时任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公开喊出“让南非无政府化”的著名口号。黑人贫民区的混乱由此成为斗争策略。

　　随着种族隔离政府的地方当局在失控中撤出市政管理，帮派与暴力团伙接管了贫民区街头。崇尚“街头气质”成为男性青少年追求的目标。今天，这包括购买肯德基等“奢侈”食品炫富，也包括进行攻击女性、吸毒等犯罪“体验”。

　　1994年后，南非新政府多次试图从青少年教育入手，扭转这一趋势。1996年的新《教育法》禁止学校体罚，2001年南非所有学校被宣布为“无毒区”。然而，2024年一项对索韦托、滕比萨等地15所中学的调查显示，89.2%的学生在校内接触过毒品，58%的女生在上下学途中感到不安全。

　　在难以改变贫民区整体环境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消除暴力存在的土壤？新贫民区希尔布罗的一家拳击馆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与传统贫民区不同，希尔布罗展示着属于约翰内斯堡老城中心的另一种贫民区“景观”。1994年前，这里是中央商务区，林立的摩天大楼复刻了一个“南半球版的纽约”，2023年前的非洲第一高楼庞特塔也矗立其间。

　　1994年后，约翰内斯堡的白人中产阶级及白人企业纷纷转移到海外，周边黑人区的居民涌入市中心，由于城市治理滞后，流浪者与黑帮迅速占据了大多数摩天大楼。中央商务区沦为南非最“年轻”的贫民区。和传统贫民区一样，青少年普遍参与帮派暴力，以获得年轻人需要的归属感和成就感。

　　今天，约翰内斯堡最大的业余拳击馆“洞察拳击”(Fight With Insight)就设在希尔布罗中心地带一栋装有多道铁门的大楼内。这里曾经是约翰内斯堡儿童医院，医院在市区空心化后搬离。但从2006年开始，在地方政府支持下，30多家关注儿童和青少年福利的机构陆续入驻。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只有在这里，才能覆盖到贫民区的青少年，因为他们步行就可以抵达。”卢克·兰普雷希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50多岁的卢克是儿童成长专家。20年前，在开展一项青少年性犯罪矫正项目时，他和一位职业拳击手联合创建了“洞察拳击”。

　　在心理学界，拳击被视为青少年性犯罪认知行为疗法的有效辅助。但卢克的目光不止于此。2015年，他前往南半球另一座以贫民区著称的都市巴西里约热内卢，将当地已经推行10年的成功经验带了回来，把“洞察拳击”扩大为综合性的健身与公共空间。

　　如今，在手术室改造的鲜亮空间里，除了练习拳击的房间，这里还有厨房提供营养餐食，有电脑室和图书馆供青少年学习，有自习教室与休息区。学员们手绘的水彩画贴在墙上，展示着他们的收获：学习拳击，学习生活技能，在团体互助中学习如何承担责任和正确使用自己的力量。

　　每年有700多名青少年长期在这里活动。卢克亲自面试每一位参与者，不分性别与过往经历，“只要现在不酗酒和吸毒”。和全球其他地方的类似项目不同，“洞察拳击”的各个房间都可以看到女孩子的身影。

　　一位女生说，在希尔布罗，12岁之后就怀孕的女孩很多，这导致许多家长选择“把孩子锁在家里”。但拳馆给女生们提供了一个获得自我保护能力的平台。练习拳击的女孩们单独成立了一个名为“涅槃”(Nirvana)的团体。“可惜今天你们见不到这儿最优秀的女性学员，”卢克卖了个关子，“因为她在开普敦参加全国性的拳击比赛。”

　　在卢克看来，暴力问题是一种“流行病”。既然是病，就可以预防、治疗、免疫。卢克自己的统计显示，90%的“洞察拳击”参与者报告说他们在学校和街头面临的麻烦明显减少，每月有超过40人因为参与项目而获得重返校园的力量。

　　卢克的成功能否推广到更多贫民区，特别是传统城镇？查尔曼指出，希尔布罗这种“新型贫民区”因为处于城市中心、靠近就业市场，青少年的机会还是多于传统贫民区。数据显示，当地的全职就业率是亚历山德拉、滕比萨等地的两倍。“关键在于，远离暴力和危险气质之后，青少年能不能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索韦托，“全家第一个大学生”乔安娜毕业后难以在都市就职。她加入慈善组织，回到家乡的社区中心从事应对性别暴力的公益工作。在亚历山德拉，兰加追踪的男孩们即使获得教育机会，也会在就业市场受到歧视。一位IT工程师花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工作，因为雇主们“通常将来自亚历山德拉的年轻黑人男性标记为潜在罪犯”。

　　受访者们大多感慨于约翰内斯堡的贫富差距与“平行世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贫民区的资源被进一步挤占，当地人将愤怒转移到外来移民身上，结构性暴力的阴霾仍然笼罩在每个人头顶。

　　直到今天，兰加都记得他追踪的一位名叫奥帕的贫民区青年。奥帕曾经混迹街头，吸食大麻，意外有了孩子后，他突然觉得有了一份沉重的责任，开始和伙伴们科普艾滋病与意外怀孕的风险，并准备完成高中学业考个工程学位。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对兰加说，他幸运地找到了一份临时工工作，每天放学后去超市干活。

　　几天之后，在一个下班回家的夜晚，奥帕路过一家酒馆，那里有两个男人正为争夺女孩而大打出手，奥帕在街上意外遭枪击身亡。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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