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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上海8月23日电(记者 缪璐 刘羡)上海崇明东滩,一条名叫“护鲟路”的公路尽头,坐落着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这里有一群平均年龄仅34岁的年轻人,常年驻守在这片江海交汇之地,守护着与恐龙同时代的地球“活化石”——中华鲟。

走进该中心,恒温保育池水波澄澈,体形庞大的成年中华鲟缓缓游弋——体长数米、体重逾百斤,流线型的身躯带着远古生灵的厚重感。隔壁育苗车间里,一尾尾几十厘米长的中华鲟幼苗在水槽内穿梭游动,与亲本大鱼形成鲜明对比,勾勒出物种接续繁衍的希望图景。
从2016年长江大保护政策启动,到2024年上海首次实现中华鲟全人工繁殖,再到2025年连续三批次出苗超3万尾……这群年轻人用十年时间,在长江的入海口守住了这个古老物种的“幼儿园”。
初遇:被中华鲟震撼
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郑跃平在20多年前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便与中华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告诉中新网记者,自己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成年中华鲟时的震撼。“跟我们在学校课堂里面认识的那些鱼完全不同,个体非常大但性格十分温顺,三米多长、六七百斤,十几个人围着一条鱼转。”
中华鲟是长江的旗舰物种,被誉为“长江鱼王”,是中国独有的珍稀水生动物,距今已有1.4亿年演化历史。它出生于长江上游,幼年时由江入海,在近海遨游生长,待成年后返回长江,溯河至上游产卵场孕育下一代。
然而,人们对长江的索取大大超出了它的承载力。白鱀豚、白鲟先后灭绝,长江江豚和中华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郑跃平回忆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中华鲟的保护工作还没有现在这么急迫,当时中华鲟野外自然繁殖还有一定规模,但从物种的发展看,已经处于衰退趋势。繁殖群体规模、自然繁殖规模、幼鱼资源量,总体上处于下行趋势,而且速度比较快。2017年至今已连续9年未监测到中华鲟自然繁殖活动,野外种群岌岌可危,物种延续亮起红灯。
攻克:120个小时的“过山车”
上海既不是中华鲟的产卵场,也不是中华鲟长期生活的栖息地,为什么要在这里建立一个保护基地?答案就在长江口。
郑跃平和同事们将长江口称为中华鲟特有的“幼儿园”“待产房”“月子屋”。中华鲟是典型的江海洄游性鱼类,每年夏季,成熟的中华鲟从海洋汇集到长江口,经历海水到淡水的适应性过渡后,溯流而上抵达上游产卵场繁殖。新孵化的小鱼苗顺流而下抵达长江口。这里鱼、虾、蟹、贝资源丰富,为幼鲟提供充足饵料,促进其迅速生长,幼鲟同时也在这里要完成从淡水到海水的生理适应。
但长江口的意义不止于此。“我们在长江口做保护监测,最能反映整个流域系统性保护的成效。”郑跃平说,“上游产卵场保护好了,干流生态恢复了,如果自然繁殖重新启动,首先在长江口就能看到信号。”
最初,郑跃平和同事们的工作主要围绕应急救护、蓄养保种、资源监测展开。2016年,国家提出长江大保护政策后,中华鲟保护迎来了真正的飞跃式发展。

2021年,郑跃平和团队开始攻关中华鲟全人工繁殖。“其实每年我们都有催产,都有卵出来,也都做过受精,有时看到细胞分裂了,到后面就停止了。”
从卵受精到孵出鱼苗,需要大约120个小时。这120个小时里,科研人员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他们几乎每隔一小时就要去观察卵的发育进程,检查孵化设备、水质、水位是否稳定,还要防止未受精的坏卵带坏好卵,“十几个人坐成一排,不停地把坏卵挑掉”。
2024年10月,上海首次成功实现中华鲟全人工繁殖,成功孵化幼鲟5000余尾,填补了中华鲟全人工繁殖技术在长江下游及长三角地区的技术空白。“当时最兴奋的就是一线的那几个技术人员,他们非常高兴,拍照片、拍视频。”
2025年,科研团队再添硕果,连续完成3批次繁育且全部成功出苗,全年出苗总量超3万尾,养成幼苗5000尾,其中已有2000多尾已顺利放归长江。“连续稳定繁育,标志着我们的技术体系已经基本成熟。”郑跃平说。
十年:从“不被理解”到“广泛支持”
长江大保护十年,郑跃平感触最深的,是公众认知的变化。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保护这一条鱼?”这个问题,曾经是他和同事们最常面对的质疑。如今,同样的问题越来越少被提起,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理解与支持。
如今,无论走到哪里,提到中华鲟,总会有人接上话茬:“我知道,就是那个‘水中大熊猫’吧?”尤其是上海市民,对这条鱼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很多人对中华鲟的认知和关注度,是很深刻的。”郑跃平说。
这一切,离不开长江大保护这十年创造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制度支撑和资金投入。
2020年,《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出台,成为全国首部单一野生动物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在长江口,为了给中华鲟幼鲟打造天然索饵场,以海洋牧场为载体的栖息地修复工作正在探索中前进。
目前,该中心保育着约400尾亲本中华鲟,涵盖子一代、子二代及野外救治个体,是长三角珍贵的中华鲟活体种质资源库。科研人员通过体内PIT芯片、体外锚标、卫星标记等多重标志放流技术,持续开展中华鲟放流监测和效果评估,为物种保护策略优化积累核心数据。
郑跃平说,之前很多前辈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泥墙危房里开展长江生物的保护工作,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跟随渔船出海监测。而今天,看着孩子们围在池边静静地观察,将一尾尾中华鲟幼苗送入长江,“我们长期的坚守、长期的救护、长期的养殖,全部都值得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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