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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指导下，快手举办以“共探治理·共护未来”为主题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沙龙，邀请来自行业组织、高校及研究机构、法治媒体、平台的十余位嘉宾，围绕制度建设成效、平台治理实践、未成年人的数字权利和多方协同共治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立法体系持续完善治理深化催生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新难题

　　在沙龙上，多位专家对当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给予积极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认为，从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的立法体系无疑是最完备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再到今年落地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细致、不停演进优化的规范体系。

　　武汉大学网络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小曼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区别于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采取的禁令和封禁模式，我国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走出一条系统治理、靶向治理、源头治理三重路径叠加的“韧性治理”之路。这套治理模式的核心是动态适应现实变化，超越简单的“锁闭治理”，为孩子营造健康使用互联网的生态环境。

　　“这两年，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最重要的变化是，把保护嵌入互联网产品的底层规则，从‘软呼吁’变成了‘硬约束’，推动全行业形成了保护的基本共识。”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在圆桌讨论中说，越来越多的平台已在产品开发阶段就将保护机制嵌入设计，保护不再是上线后的“亡羊补牢”，投诉举报通道的持续便捷化，也让权利救济能够更快阻断危害扩散。

　　成效背后，与会嘉宾也指出了一个治理推进后显现的新趋势。

　　“有一些过往常见的违规内容，随着治理的推进，已经转向圈层化和隐秘化。”刘晓春指出，一些不良行为从公开页面转入封闭社交群组，借助黑话传播，还会出现公开场景引流至私域的情况，传统公开监测手段部分失效。一旦未成年人进入封闭圈层，容易形成“治理者与被保护者之间的认知分离”，未成年人会觉得外界不理解自己，也不愿与外界沟通，这是当前一大治理难点。

　　平台未保是必答题而非加分项厘清能力边界正视现实局限

　　“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永远都不是平台的加分项，而是我们的必答题。”在主题发言环节，快手应急响应中心负责人、未成年人保护项目负责人张鹏开门见山亮明了平台的基本立场。

　　张鹏介绍，针对当下已知风险，平台将风险细分为百余类场景，构建了覆盖治理场景、用户识别、内容拦截、消费干预的四层防护体系。在视频治理上，将未成年人风险标签从粗粒度升级为多个精细标签。在直播场景，形成了从注册拦截、标准建立、识别介入到分级处置的全链路防线。针对高危圈层，通过专项识别体系精准区分玩梗行为与真实伤害，实现链路闭环打击。

　　此外，针对隐秘的未知风险，快手还建立了内外信号联动与及时上报处理机制。针对高危极端场景，专门设计“粗召—精召—Agent研判—告警—人工闭环”五步链路，机器处理规模，人工处理判断边界。今年6月，平台通过多维信号捕捉到一名用户的极端行为苗头，分钟级响应联动公安完成线下干预，阻断了悲剧的发生。

　　张鹏也坦诚平台在未成年人保护上依然存在“视野盲区”：账号混用、跨平台游走、线上线下行为割裂，是单靠平台自治无法根本突破的结构性难题。

　　“协同共治比自治更接近答案。”他呼吁，把单点防线连成一张网，在守护未成年人的长跑中与各方携手。

　　王雅琼是快手用户体验部运营管理负责人，她日常接触用户一线，曾走访部分家庭和孩子，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她发现，不少风险的诱因藏在平台看不见的现实场景之中：部分孩子现实生活里缺少可以倾诉的成年人，对陪伴、身份认同的心理渴求，很容易被网络陌生关系填补，线上行为往往映射出真实世界里的家庭关系、学业压力或者同伴关系矛盾。

　　王雅琼说，虽然平台无法替代家庭和学校给予的长期陪伴和教育，但平台要做到风险感知、快速响应，在孩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成为那座桥梁。

　　沙龙现场，快手安全治理运营组负责人洪胜兰带领与会嘉宾模拟平台审核场景，嘉宾手持红绿示意牌对真实案例进行现场判断。互动环节案例涵盖多种类型，嘉宾的判断也因视角不同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分歧。这一环节直观展示了平台审核工作的复杂性与专业性，与会嘉宾切身感受到：那些在屏幕上一闪而过的内容，背后都需要经过精密的规则体系和人工判断，而保护的边界和尺度，也远比想象中更难划定。

　　专家建议在守土有责前提下搭建跨主体共治机制

　　在沙龙上，多位专家的圆桌讨论，将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从“如何防”走向了“如何引导”。

　　北京师范大学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主任方增泉提出，儿童的数字权利不止于免于网络伤害，包含获得权、发展权、参与与表达权、创造权四大维度。孩子不只是被动被保护的对象，也是未来的创造者和建设者。

　　“一定要在保护的基础上，更好地赋予孩子创造、创新的权利，这是我们未来构建互联网发展的非常重要的路径。”方增泉表示。

　　要实现这一目标，家长们需要先补课。《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明确要求监护人承担引导和监督职责，但现实当中不少家长的知识储备，已经跟不上孩子的数字生活节奏。方增泉给出的建议并非一味禁止，而是提倡家长与孩子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从实证研究角度作出补充。她说，研究发现，在影响未成年人互联网产品使用的各类因素中，亲子关系是最大影响因素，亲子关系的好坏，相关数据表现会有几十个百分点的差距。

　　“在家庭教育层面，我经常跟家长说四句话，核心任务就是要跟孩子搞好关系、过好日子、要夸好孩子、立好规矩。”孙宏艳说。

　　她认为，在保护和引导未成年人健康用网上，多方开展工作的基础是“守土有责”，家庭、学校、平台、监管部门要先立足自身主责主业，但不能各扫门前雪。同时各方应当建立跨主体的共治机制，实现“1+1+1+1大于4”的治理效能，真正实现共护未来。

　　协同共治是整场沙龙反复提及的核心议题。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嘉宾从制度、实证层面呼吁多方联动，法治媒体嘉宾也分享了媒体参与共治的实践思考。

　　正义网总裁孙丽在圆桌讨论中提出，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法律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但法律文本与普通公众的现实认知之间仍存在距离。媒体的重要使命，就是把晦涩的法言法语从词条里面走出来，变成生活场景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唤起公众对某一类犯罪行为的了解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