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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见地下城

　　在北京，除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还有一座深埋地下的“长城”。它就是前门地区庞大的早期人防工程，老百姓习惯称它为“北京地下城”。

　　它凝聚了一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下，无数市民用铁锹和箩筐，历时十年，亲手挖掘出这座四通八达的地下城。

　　它更是名副其实的“地下长城”。在那个剑拔弩张的年代，它以防御的姿态，作为战略性力量，防备着核战争的阴云。

　　8月1日，经过十余天的闭馆改造，北京地下城重新向公众敞开大门。从西兴隆街步入全新的“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人们触摸的不仅是一段全民备战的历史，也会恍然发觉：曾经的“防空洞”，早已嵌入日常生活，以另一种无处不在的方式，继续守护着这座城市。

　　四通八达的“地下城”

　　8月1日一早，北京地下城又开了。自今年5月以“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新身份开门迎客以来，这座藏身于前门胡同深处的地下空间迅速登上本地热榜。截至7月20日临时闭馆，已累计接待游客数万人次。此番重新开放，入口从同乐胡同调整到了交通更便捷的西兴隆街，预约通道依旧紧俏。

　　地下城火得有缘由。最初，它是历时十年、人工挖掘的早期人防工程，是老百姓口中的“防空洞”；改革开放后，洞内开起了工艺美术服务部，挂上“北京地下城”的牌子，成为接待过九十余万外宾的涉外景点；2008年关闭后，这个“旅游手册上找不到的景点”在现实空间逐渐淡去，但在互联网上愈发神秘，热衷探险的年轻人把它叫作“《流浪地球》同款地下城”。

　　但要说真正让这里成为热门打卡地的，还是一代人共同走过的难忘岁月。对于七十岁上下的老人而言，挖防空洞是贯穿青春的印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口号。那个年代，战备劳动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单位、学校、院落、家庭，人人参与其中。据《北京志·军事卷·人民防空志》记载，从1969年10月18日破土动工到11月18日，全市平均每天有30万人参加战备劳动。

　　记者探访地下城那天，雨下得正密，仍看到不少老人扶着幽深台阶旁的栏杆缓步下行。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住在附近的胡同里。这个令人惊叹的地下工程，正是他们用双手一锹一镐亲自挖成的。

　　“现在地下城的大厅，当年就是在同乐小学的操场上挖成的。”家住草厂七条的李洪盛记得，先是在操场上挖一个巨大的深坑，然后在坑里砌墙垒顶。那时他正上五六年级，大人们砌砖，小孩儿就蹲在坑里帮忙递砖，一个个劲头可足了，“男同学也抢，女同学也抢。”

　　年过花甲的鲁义宏回忆起挖防空洞的日子，最难忘的是“全国上下全民一心”的劲儿，白天在单位挖，下了班回家继续挖，“工具全都是自家的，有什么拿什么。”

　　在草厂九条的一个小院儿里，74岁的焦淑琴指着一块堆放杂物的空地说，那里以前是防空洞的出入口，比小方桌大不了多少，“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洞口盖着一块板子，上面摆几盆花。”她告诉记者，前门这一片，差不多每个院子都有这样的出入口，“真要有情况，把盖板一掀，就能钻进去。”

　　地下城展厅里的一张老照片，让65岁的李彩仙倍感亲切。照片上，一群小学生正用箩筐抬土，“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后来，等她成家，院里十几米深的防空洞换了用途——夏天放北冰洋汽水，冬天存储大白菜，有时也把大米装袋封口，拿带钩的绳子放下去，因为“大米搁底下不长虫”。

　　老人们熟知自家院墙下的那一方天地，但若问起北京地下城究竟有多大，可以通往哪里，能说清的人却不多。

　　这座始建于1969年的庞大工程，准确名称是“前门东区早期人防工程”。“北京地下城”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名字，源于1980年它作为涉外景点开放时，入口处悬挂的那块牌匾。

　　在展厅的总平面图上可以看到，“北京地下城”位于前门街道西兴隆街北侧，西侧挨着草厂五条胡同，东侧紧邻新革路，北侧则是西打磨厂街。其实，这只是前门东区早期人防工程的一小部分，昔日的地下城向南可至天坛，向西能抵达大栅栏，向东则直通崇文门东花市。

　　而若将视野放大到整个城区，会发现当年的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的防空洞互通互联。前门的地下城与城区主干道相互连接，进而还能通往地铁1号线、2号线。

　　《东城区人民防空志》详细记载了王府井、大栅栏、前门大街、西单商场四个商业中心的“掩蔽疏散路线”：“从1969年12月起……使分布在4个城区的商业中心在地下连接起来。遇有情况，该地职工、顾客即可就地进洞，沿地下通道进入盖板河，然后分别向复兴门以西、崇文门以东疏散。”

　　除了四通八达的通道，当年四个商业中心的地下还建有职工食堂、商店、医院、药店、库房等生活设施，以及发电站、水井、滤毒通风设备——说是一座功能完备的“地下城”，毫不为过。

　　不过，早在20世纪80年代，出于安全考虑，地下城许多通往外部区域的通道口已被封闭，当时对外开放的游览段仅约1公里。如今，重新开放的展厅面积约800平方米，虽只是冰山一角，却足以让后来者真切触摸到那个全民备战的年代。

　　“备战、备荒、为人民”

　　新中国承平日久，战争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都与现代中国有着遥远的距离。

　　但历史并不遥远，今天的和平安宁来之不易。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至鸭绿江边。刚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却以非凡的气魄和胆略，抗美援朝，正面硬刚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对手。

　　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拼来山河无恙。

　　国内大后方，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战火侵袭的防备，一刻也不曾松懈。中国人民志愿军刚刚跨过鸭绿江，10月31日，周恩来就亲自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全国的防空问题，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出《关于准备人民防空工作问题》的电报。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新中国人民防空创立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空中袭击成为进攻者常用的首要进攻手段，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最直接军事威胁。人民防空自创立之日起，就成为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对飞机、导弹、原子弹等来自空中的袭击，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就是地下防护工程，也就是俗称的“防空洞”。

　　79岁的王志祥老人是一名人防志愿者，他的防空记忆始于1963年左右。“我那会儿十五六岁，住在石景山模式口，一个大杂院，前边住着五六户人家，后边住我们一大家子。”他向记者回忆当年的场景，“院子北边儿就是翠微山，我们顺着山坡掏洞，比平地开挖要省事得多，有点像延安的窑洞。”

　　模式口的红土不好挖，洋镐一刨一个白印，全院男女老少轮番上阵，断断续续挖了两年多，总算把洞挖成了，“里头如果挨着坐的话，掩蔽十五六个人没问题。”不仅他家，他的同学家里、他就读的石景山中学，都在挖洞，“一到体育课、劳动课，同学们就在操场上热火朝天地挖。”

　　老人的回忆并非孤例。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展出的一份资料显示，早在1952年，北京已开始修建防空地下室(附建式人防工程)。1965年，全市防空地下室完工量达17544平方米。而这股挖掘防空洞(单建式人防工程)的小高潮，也一直持续到1966年。

　　其背后是当时阴云密布的国际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战争一天也没有从地球上消失，局地战争烽烟不止。处于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威胁下的中国，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必须从各个方面做好准备。

　　“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上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

　　1965年6月16日，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的汇报时，毛泽东提出了这个战略思想：“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

　　不久，在8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第一百五十八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具体阐述说道：“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他还阐释了三者的内容和关系，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的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

　　这样，由毛主席提出的这一战略思想，经周总理归纳成简明、好记的口号“备战、备荒、为人民”。

　　口号一出，全民响应。人防工程是最显著贯彻“备战”战略的。有数据统计，仅1965年12月28日至次年1月26日，北京就建成防空洞(壕)6673个。群众的力量，可见一斑。

　　防空洞是防守用的“盾”，如果战争来临，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矛”——核武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在国内经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自力更生，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

　　不过，刚刚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并不能立即免于核威胁。

　　1969年，中国周边形势高度紧张，大有剑拔弩张之势。针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的核打击计划，在国外媒体公开报道。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出最紧迫的估计。当年国庆前夕，《人民日报》刊登的庆祝新中国成立20周年口号中，毛泽东亲自加了一条：“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

　　全国迅速进入临战态势。大批工厂紧急迁往交通闭塞的“三线”，进行战略疏散。就连几位共和国的元帅，也接到了离京的指令。

　　曾任周恩来助理的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回忆，1969年10月17日，在首都体育馆观看表演后，陈毅、叶剑英等被请入休息室。周恩来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根据当前形势，老同志们在20日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毛泽东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其中，陈毅到石家庄，叶剑英到长沙，徐向前到开封，聂荣臻到郑州。第二天上午，在紫光阁，陈毅向几位元帅进一步转达：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4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

　　疏散的不仅是高层。那时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吴建明记得，根据外交部和中央的统一部署，翻译室大部分人员下乡，只留下很小的一个精干班子，准备在战争爆发后随中央转移。

　　几乎与此同时，1969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周恩来亲任组长。紧接着，各省、市、自治区及大中城市的人防领导机构纷纷成立。人民防空工作进入应急战备阶段，一场史无前例、全民参与的“深挖洞”运动，就此席卷中国大地。

　　家家挖洞，厂厂相通

　　1971年，在北京东郊工业区，挖防空洞成了一项比生产还紧要的任务。王志祥当时在北京齿轮厂当锻工，一听说自己被抽调去挖洞，顿时倍感光荣，“抽的都是政治可靠、身体健壮的骨干，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说起厂里的地下工程，老人如数家珍。各车间先把自己的地盘挖通，接着把厂子里的篮球场整个掀开——在地上掘出巨大的深坑，然后在坑里砌起两层楼高的地下建筑，储藏室、发电室、排气设备、办公室，应有尽有。待地下建筑完工，上面重新覆上十几米厚的土层，篮球场恢复原样。外人走在上面，完全想不到脚底下竟藏着一座二层小楼。

　　这座小楼不仅连通齿轮厂各车间，还悄悄延伸至四周的工厂。“往东通到北京内燃机厂，往西通到建筑机械厂，往北连着光华木材厂，往南连着第三通用机械厂。”错综复杂的地下工程，全靠人工一锹一镐地挖。从1971年到1973年，各车间轮流抽人，昼夜三班倒，一刻不停地干了近三年。

　　王志祥负责挖掘厂子向东的地下通道，“差不多就在今天东三环下面十五六米的位置。”说到激动处，他站起身伸开双臂比划着，“通道就这么宽，两米多高，人多了转不开身，所以我们一个班也就十来个人。”有人用铁锹挖土，有人推车运土，运到竖井口，装满土的篮子被卷扬机拉上去，空篮子再放下来。“说实话真苦！”可大家却搞竞赛似的，谁也不甘落后，光是用折的镐把就一大捆。干了一个月，厂里提拔他当锻工段长，他心里反而老大不高兴，因为当了段长就得回车间，不能再挖防空洞了。

　　各厂之间的通道是分段对挖的。齿轮厂的人向东挖，内燃机厂的人向西挖，挖着挖着，两边的人胜利“会师”，那是工人们最兴奋的时刻。因为当了段长，王志祥没见证那天的热烈场面，但工程竣工后他下去看过，“一看不得了，还有三四十平方米的娱乐空间，唱歌、跳舞、做操都行，在地下生活个把月没问题。”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大铁门。每扇厚达二十厘米，高两米多，宽一米五，门上有转盘，“啪地一转，整个门关紧，水啊毒气啊都进不来。”

　　大工厂里至少还有卷扬机，胡同深处的工程则更多了几分“土法”智慧。黑漆漆的洞里灯泡不够用，居民就把自家灯泡拿来用，晚上再捎回去。煤铲、锅铲、水桶、扁担、镐头、箩筐，家里能用的家什，全上了挖洞“前线”。

　　挖好的防空洞两侧墙壁要砌砖，顶部要用砖券成拱形，这样才不容易塌。于是，砖成了最紧俏的物资。一时之间，拆掉的影壁、老城墙砖乃至垫床腿的砖头，都派上了用场。

　　光靠这些还远远不够，街道就组织大家建窑烧砖。前门一带的老街坊都记得，当年街道上有个指挥部，旁边就盖着烧砖的小窑。街坊们先在自家拉砖坯，再送到小砖窑集中烧制。

　　拉砖坯是门技术活。得找土质好的黏土，用水闷透了，不能太稀，也不能太干。拿木模子往地上一支，撒点细土防粘，把泥放进去，摁瓷实了，用木板刮平，再反着一扣，一块砖坯就成了。坯子还得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慢慢晾干。

　　“80后”的李巍小时候在前门长大，当他得知母亲当年拉砖坯也是一把好手时，惊讶不已，毕竟，母亲干了一辈子会计：“人人都会拉砖坯，这应该是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

　　全民上阵，速度上去了，问题也在所难免。早年参观过地下城的人很多都有印象：通道有时会拐出个奇怪的弯，像“龙摆尾”似的。有人煞有介事地“揭秘”，说这是为了防子弹射击，故意修得曲里拐弯。实则不然，那恰是早期缺乏统一规划的痕迹。学者谭克明在《“深挖洞”的背后》一书中，记录过某城市的规划场景：

　　负责人拿起红铅笔，走到墙上悬挂的大比例尺地图前，沿着城市交通线画了纵横交错的几条红线。红线的尽头是直通郊外的几个疏散口，纵横交错的干线上生出枝丫，连接各大单位所在地……这就是当时的规划，一笔定乾坤，画到哪里就挖到哪里。有的连会都不用开，带几个人到现场简单看一看地形，从兜里掏出笔记本，没带笔记本的就找张烟盒纸，草草画个示意图，就成了施工依据。有的甚至连示意图也不用画，用手一指：“从这儿进，从那儿出”，就算敲定了。

　　就这样，有时两个单位分段对挖，各自挖完了规定长度，却没能“会师”。请来技术人员一看，才发现都挖偏了，最后干脆将错就错，拐个弯连上。

　　这种今天看来不规范的工程，与特定的历史阶段密不可分。据曾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张一民回忆，1969年至1973年是“深挖洞”的第一阶段，标准是“每人半平方米防空洞”。那时各家挖各家的，建的大多是简易防空洞，只能防建筑倒塌，防弹片袭击。

　　到了1974年，“深挖洞”进入第二个阶段，开始向真正的“地下工程”靠拢。这一年起，新建的防空洞深度普遍达到8米，顶上要铺钢筋水泥预制板，掘开式则用水泥浇灌，覆盖层不少于4米，所有工程都要能抗住小型炸弹直接命中。前些年挖歪、挖坏的地方，要回头加固改造，出入口则要达到防毒、防火、防辐射的“三防”要求。

　　从“每人半平方米”的简易工事，到能抵御炸弹的坚固工程，长达十年的持续建设，最终在北京城的深处，铸成了一座砖石与汗水浇筑的地下长城。

　　完全为了防御

　　“北京的警报响起的时候，附近小学的学生和他们的教师排好了队伍。然后在军人的指导下开始向街的一头加快步子跑去。他们像小小的田鼠一样，消失在地下的地堡里。”

　　1970年2月4日，英国《每日电讯报》从北京发回的这则报道，描述的并非虚构场景。

　　作家黄艾禾当时还是一名中学生，因学校常有防空演习，几十年后她仍对此记忆犹新：“敲的是一段悬挂的钢轨，发出的声音比钟还响。上课的时候，我们盯着窗外看，只要看见敲钢轨的校工一出现，就开始往教室外冲。”

　　她的一位朋友所在的中学，直到1974年左右还在坚持演习。起初，警报一响，成百上千的学生挤作一团。后来，学校严格规定每个班级的撤退路线，一座三层教学楼里的上千名师生，从警报响起到全部钻进防空洞，只需40秒。

　　对年龄更小的孩子而言，这种紧张气氛里反倒掺杂着兴奋。在西城四合院里长大的毕博闻撰文回忆：“防空演习就跟平时玩儿的捉迷藏、逮人游戏一样好玩儿。”大人们屏息凝神的时刻，在“不识愁滋味”的孩童眼中，成了特殊的游戏。

　　一场接一场的演习，让国际局势的严峻压力，渗透进每个普通人的日常。

　　预想中的核战争最终没有发生。时过境迁，有人不理解，天天喊准备打仗，前方后方都挖洞，真的有必要吗？其实，早在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便给出了再清晰不过的答案：“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他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

　　如今回望，“深挖洞”所铸就的，不仅是“地上千家万户、地下万户一家”的地道网，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地下长城。地上的万里长城，曾抵御冷兵器时代的铁骑，地下的纵横网络，则为防备核时代的阴云。两者形态迥异，诠释的却是一脉相承的智慧：我们修筑“长城”，从来不是为了走出去征服，而是为了守护身后的和平。

　　正是为了向世界传达“防御”的意图，20世纪7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下，大栅栏街道的地下购物中心成为首批对外开放参观的人防工程。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等外宾，都曾踏入这片地下空间。

　　张一民接待过数十位中外名人参观防空洞。他回忆，周恩来总理曾亲自陪外宾参观北京的人防工程，热情、幽默地给外宾做讲解。

　　送走客人后，总理还强调指出：我们挖防空洞，完全是为了防御，这个观点要让世界人民都知道。

　　《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也曾受邀参观。张一民记得，斯诺参观后感慨：“我去过广岛，原子弹爆炸后，那里损失惨重，主要是光辐射造成的烧伤。当时在我看来，原子弹是可怕的。但那时广岛没有防备，如果那时广岛有这样的工程，相信损失会小很多。你们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

　　外宾的赞叹，印证了这座地下长城的价值。然而，当国际局势渐趋缓和，一个现实的问题浮现出来：这些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深埋地下的庞大空间，能否拥有新的使命？

　　欣欣向荣 别有洞天

　　1980年10月13日，美国合众社驻北京记者雷蒙德·威尔金森发回报道，题为《欣欣向荣的中国地下城》。他这样描述亲眼所见：

　　最近几个月，住宿紧张的首都把58个防空洞改作旅馆，为旅客增添了六千张床位。

　　这不是美国的希尔顿饭店，但游客每人每晚要支付一美元的房钱就能享有一张铁床(一个房间六张床位)，自来水，厕所(西方式的或亚洲式的)和暖气。这些设备在北京许多地上旅馆里也不是都有的。

　　几家地下餐馆已经开业，有的食堂专为地面上的工厂做饭。数英里长的地道出租给商店当仓库。宽敞的会议室改作电影院和剧场，每天晚上可以容纳几千名观众。

　　雷蒙德捕捉到的，正是北京人防工程转向“平战结合”的关键时期。

　　随着战争的阴云逐渐远去，1978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第三次全国人防会议筹备情况汇报时，明确提出：“人防工事要平战结合，平战结合才能靠得住。”所谓“平战结合”，就是人防工程战时能用、平时也能用，已经建成的工程能用的都要用起来。

　　这一方针，为地下长城注入了新的活力。由此，前门西打磨厂街62号，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面上，挂出了“北京地下城”的匾额。

　　从那扇门进去，沿着二十多级台阶下行，便能进入前门地区庞大的防空洞网络。弯弯曲曲的通道铺上了红地毯，最终将游客引至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也就是今天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主体展厅。

　　这条充满神秘感与历史感的游览路线当时专供外宾，在国际上小有名气。时任工艺美术服务部经理王俊亮回忆：“好多外宾拿着本国的旅游手册，自己找过来。”这里售卖的文房四宝、丝绸、瓷器、玉器，还有同仁堂的安宫牛黄、牛黄清心、乌鸡白凤，甚至风湿膏，都相当受欢迎。

　　鲜为人知的是，作为涉外旅游景点的北京地下城，不仅为国家创下许多外汇，还解决了不少返城青年的就业。事实上，那个年代防空洞改建而成的地下旅馆、地下餐厅等，都肩负着安置知青的重任。

　　1979年，焦淑琴结束插队生活，回到阔别11载的北京城，暂时住在西城。与很多返城知青一样，工作没有着落，未来一片茫然，她急得天天往知青安置办公室跑。可巧，知青办的地下，就是街道当年的备战指挥部。街道正筹划着将这片地下空间，改造为一所旅馆。

　　既然要开旅馆，首先得挖出一条从地下直通大街的独立通道。于是，无处可去的焦淑琴高高兴兴地当起了临时工。绑钢筋、推水泥、和沙灰，她和工友们什么都干。土建干完，紧接着刷墙围子、支铁架床、缝被子、铺床褥……从寒冬忙活到初春，一个地下旅馆的轮廓，在这群待业青年的双手下，一点点清晰了起来。

　　1980年4月30日，旅馆试营业。踏实肯干的焦淑琴如愿以偿，留在旅馆成了一名服务员。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这里一干就是30多年，直至2013年退休。开业第一天的情景，她至今记得清楚：“根本没有打广告一说，门口的灯箱一亮，客人就涌进来了。”客房天天爆满，有时客人太多，实在没地儿安排，还得帮人介绍到别处去。这家由街道投资6万元、安置了20多名待业青年的地下旅馆，短短两年便收回全部成本，开始盈利。

　　生意的红火，一半缘于地利，旅馆离北大医院不远，客人大多是来看病的患者和家属。另一半，则是因为那个年代北京的住宿确实太难了。外地旅客甚至编了顺口溜，“想北京盼北京，到了北京看星星。”风尘仆仆的外地旅客进京不再数星星，应运而生的地下旅馆亦有一份功劳。

　　焦淑琴上班的旅馆开业时，在西城区尚属头一份。到了1983年，防空洞改旅馆已算不上新鲜事。据《北京日报》当年4月21日的一篇报道，全市地下旅馆床位已发展到13931张，相当于地上社会旅馆的七成多。

　　旅馆之外，防空洞的用途越来越多样。西单的洞天西餐厅，味道可媲美著名的“老莫”(莫斯科餐厅)；月坛公园地下的人防工程，改成了天外天小商品市场，年交易额直接冲到5亿元；地坛公园地下建了环形滑冰场，每日吸引上千名时髦青年；1981年，天坛东门的崇文影剧院开张，2500平方米的地下影厅，成了大人小孩儿夏日观影的最爱。至于仓库、油库、粮库、蘑菇种植、服装加工等就更寻常了。

　　据说，原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老人参观“地下城”的生产、生活设施后，曾感慨挥毫，写下八个大字：“人间仙境，地下天堂。”称“天堂”或许有点过誉，但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地下，确是生机勃勃，别有洞天。

　　地下城的土去哪儿了

　　当“地下城”在和平年代转型重生，很少有人会想起，当年掘地三尺的浩大工程，还悄悄改变了今天北京城里好几个公园的模样。

　　挖防空洞刨出了海量积土。最初，这些土被运到郊外，填了洼地，可防空洞越挖越深、越掏越远，运力跟不上，积土便像小山一样，堆满了大街小巷。怎么办呢？1970年5月，首都人防领导小组想了个法子——在公园里有计划地堆山。

　　于是，一车一车的弃土被运往天坛、东单、陶然亭、日坛和青年湖公园，经年累月，五座人造山逐渐隆起。后来经过植树造景、园林绿化，东单、陶然亭、青年湖公园的土山，变成了市民登高遛弯儿的好去处。

　　前些天，记者来到东单公园，感受防空洞留下的地上“遗产”。从东门入园，北侧隆起的山石区郁郁葱葱，花木之间鸟鸣细碎，山顶凉亭下，时有游人闲坐歇脚。若非瞥见宣传栏上那张市民植树的老照片，真的很难想象这片土山最初的模样。

　　与东单公园不同，天坛公园里那座土山最后消失了。“天坛曾经有座山”，对于在天坛墙根下长大的孩子来说，土山一度是难得的乐园。山上杂草丛生，爬上爬下的孩子们踩出了无数条小路。站在32米高的山顶，足以俯瞰祈年殿。用今天的话说，那个位置算是早期的“网红打卡点”。

　　但在天坛公园原总工程师徐志长眼里，这座人造山曾是一块心病，“土山的位置就在祈年殿西南方向200多米，占地6公顷，快跟祈年殿一样高了。”

　　徐老今年87岁，腿脚不大灵便，可提起天坛的点点滴滴，依然绘声绘色。当年天坛修防空洞时，他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还参与过放线，也就是按照设计图在地面上画线。

　　他告诉记者，土山之所以堆在天坛，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把这些土‘消灭’了，另一个在土山底下还修了防空洞，是个指挥部，上面压好几十米厚的土，防空效果更好一点，对吧？”他理解备战年代的紧张，可当硝烟味散去，如何让这座中轴线上的明珠再现古坛神韵，成了他放不下的责任。

　　土山实在太大，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转机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徐志长回忆，一次邓颖超来到天坛，远远望见那座土山，问了一句：“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搬走？”陪同在侧的他，马上抓住机会打了个报告。不久，一场专家云集的研讨会在天坛召开，张开济、罗哲文、单士元、马旭初、郑孝燮、侯仁之等都来了，专家们一致表态：搬。

　　1990年春节前夕，在“爱祖国、爱首都、爱文物、爱天坛、搬土山”的口号下，搬山工程在大年三十那天正式启动。

　　北京市交通运输总公司、北京市城建集团总公司等出动运输、挖掘车辆上百辆，昼夜不停地工作，连春节也没有歇。大卡车从南门进、西门出，周边的师生、居民也纷纷来帮忙。

　　“原计划1990年‘七一’前搬完，结果只用了90多天，80多万立方米的土，一股脑全拉走了。”徐志长说，那些黄土被运到城南的半壁店，在那里修了一座新公园。

　　土山原址，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49名老领导亲手种下75株松柏。古建泰斗罗哲文提笔写下：“新愚公移山植树，古神坛恢复旧观。”

　　如今，祈年殿西南侧，土山早已无痕，只有一片静谧的松柏林。它们与东单公园的山石景观、与重新开放的北京地下城一起，默默诉说着同一段岁月。

　　从地下城到红色展厅

　　2003年，位于东三环的大型社区富力城拔地而起，王志祥老人参与修建的北京齿轮厂防空洞，连同那些与之暗中相连的工厂地道网络，从此消失在地下。这并非个例，在城市快速的发展中，北京大部分早期人防工程被陆续回填。唯有前门地区的地下城，成为“深挖洞”留给这座城市为数不多且保留完好的遗迹。

　　能否将它改造成一座博物馆，既展现人防历史，又融合老北京的胡同肌理？2018年，北京市有关部门达成共识，一个唤醒地下空间、探索城市更新的项目，就此启动。

　　然而，改造沉寂多年、深埋地下的庞大工程，难度超乎想象。仅解决渗水、墙体与拱顶裂缝等安全隐患，就需要经年累月的勘察与修复。

　　于是，“边改造、边开放”的思路被确定下来。2019年10月底，草厂五条一个不起眼的口部房，率先改造为微型博物馆，向社会开放了。口部房，即防空洞与地面连接的出入口，平时供人通行，战时用于疏散，说白了就是地下城的地面入口。在此基础上改造成的展厅仅有24平方米，堪称北京最袖珍的博物馆。

　　负责运营展厅的崔金骊没想到，巴掌大的空间一开放竟迅速引发关注。短短两个多月，凭着网友口口相传，线上平台浏览量达到45万人。截至2024年，微展厅共接待参观者约3.6万人次。

　　谈及“走红”的秘诀，崔金骊笑称，大概是因为“我们有一群宝藏讲解员”。她解释说，当年参与挖防空洞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留下的文字影像资料极少。因此，展厅开放之初，就决定招募“洞主”。洞主不仅是讲解员，更是倾听者与记录者，他们要与参观者聊天，并将听到的防空洞故事写成“洞主日记”。

　　结果令人惊喜，两次亲历挖洞的王志祥、前门老街坊李彩仙、在地下旅馆工作30多年的焦淑琴、在前门长大的80后李巍以及热衷探洞的人防爱好者许强，甚至听爷爷奶奶讲过故事的小学生兜兜，都加入了这支志愿讲解团。在一次次讲述与倾听中，一段段鲜活的口述史被挖掘出来，历史一点点有了温度。

　　记者采访时，这些志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细节，许多参观者聊着聊着，总会急切地问上一句：什么时候能下去看看？毕竟，口部房只是一个入口，透过展厅地板上的玻璃盖板，可以看到通往地下的幽深台阶，但出于安全考虑，那里并不对外开放。

　　这份共同的期待，在今年5月12日成为了现实。在北京市相关单位联合推动下，尘封18年的北京地下城，以“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新身份，重新打开了大门。

　　新开放的展厅面积约800平方米，完整保留了防空洞的原始布局和设施。从入口沿阶而下，老照片、旧物件、发黄的报纸渐次排开，不经意间，防空警报响起，那段尘封的集体记忆瞬间扑面而来。

　　展览以“防空初创、使命神圣”“全民挖洞、应急备战”“平战结合、稳步推进”“服务首都、创新发展”四大主题篇章，清晰勾勒出北京人防的历史脉络。

　　从“深挖洞”到“居安思危”，走到展览尾声的观众，往往恍然大悟：原来，看似遥远的人防，离我们竟如此之近。地铁、地下车库、社区活动中心，甚至家门口常去的那家超市，都可能同属一个名字——人防工程。

　　崇文门商圈里，顺天府超市就藏身于地下的人防空间。西城区樱桃三条8号院，一座藏在老居民楼地下室里的纸文化博物馆，是利用千余平方米的人防工程改造而成。而在朝阳区甘露西园小区的地下，曾经阴暗的防空地下室，如今是名为“地瓜社区”的“社区客厅”，居民可以在这里读书、运动、学手工、看电影。

　　像这样的人防新空间，在北京早已遍地开花。曾以砖石与意志铸就的“地下长城”，形态悄悄变了，但却更深地嵌入城市的呼吸与居民的日常。在和平年代里，它以另一种无处不在的方式，继续守护着这座城市。

　　参考资料：谭克明著，《“深挖洞”的背后》；东城区人民防空办公室编，《东城区人民防空志》；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军事卷·人民防空志》；北京青年报，《北京地下城往事》等。

　　中国农业大学地下城口述史项目组(王翊加、罗涵月等)提供的资料亦有帮助，特此感谢。

　　记者：杨丽娟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