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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9日，天津。一场关于“眼睛”的发布会，讨论的却不是近视度数，也不是手术方案。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视光及小儿眼科事业部总监、爱尔眼视光研究所副所长蓝卫忠教授站在台上，向台下观众抛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个孩子矫正视力达到1.0，看书却总是串行、漏字，问题出在哪？

　　答案不在眼球，在大脑。

　　“视觉不是单纯的眼球解剖与屈光结果，而是一套可塑、可训练的大脑信息处理系统。”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视光学组副组长李晓柠教授在主题演讲中给出了这个判断。这句话，构成了当天整场发布会的底层逻辑——也是理解“9.9视觉功能关爱日”为何设立的钥匙。

　　被遗忘的“软件”：当1.0视力不等于好视觉

　　蓝卫忠教授喜欢用类比。

　　“很多年前，我们的医疗仅仅判断你的身体有没有病、各个脏器功能正不正常，但后面才发展出心理学——你身体可以很健全，但心理是有问题的，这同样是不健康的。”其表示，“同样道理，眼球作为一个器官，形态检查一切正常，但它的功能不见得时刻都是健全的。”

　　这个类比，精准地切中了当前眼健康领域的一个认知盲区：我们习惯用“视力”“眼睛度数多少”衡量眼睛好坏，却忽略了“视功能”——双眼协调、调节、集合、融合、立体视等一系列动态能力。

　　蓝卫忠教授分享了一个极端案例。一位患者因视功能问题辗转多家医院，所有医生检查后都说“没问题”。久而久之，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到我们门诊一查，实际上是视觉功能性问题。把问题找准之后，并对患者给予相对应的治疗方案，立竿见影——原来我没有精神问题，而是之前医生没有发现我有视觉功能问题。”

　　这样的案例并非孤例。辽宁爱尔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小儿眼科/斜弱视学组组长杨积文教授谈到，不少斜视患儿手术矫正眼位后，家长误以为治疗就此结束，错失视功能康复窗口期。深圳爱尔眼科副院长徐进教授也表示，复杂斜视即便手术摆正眼位，依然需要训练巩固疗效。屈光手术、白内障术后患者，即便视力恢复到1.0，仍可能出现视近困难、用眼不能持久等功能性问题。

　　李晓柠教授从视觉科学的角度进一步阐释：“我们做视觉训练的康复门诊时，也有一番斟酌。核心的内容是教大脑怎么正确地接收和高效地对这些信息进行反馈——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解读这个世界，并且与这个世界互动。我们的视觉模式怎么能够更高效，这才是视觉训练的核心理论，而不单是给眼睛做操。”

　　两位教授的观点共同指向一个结论：视功能需求已经覆盖儿童、青少年、职场成人、术后人群全年龄段。蓝卫忠教授援引相关研究数据：我国近三成儿童存在视功能异常，每3个上班族就有2个饱受视疲劳困扰，52岁以上人群几乎都出现老视相关症状。市场保持高速增长，但大量视功能隐患隐匿，成为公共眼健康容易忽略的一部分。

　　供需错配：一个高速增长却缺乏标准的市场

　　需求在爆发，供给却跟不上。

　　蓝卫忠教授透露了一组令人吃惊的数字：我国目前每10万人口才有一个视光师或视光医生，而视觉训练又是视光领域内的一个分支，“可能20万甚至30万人口当中没有一个视觉训练师”。

　　人才缺口之外，行业标准的缺失更为致命。蓝卫忠教授坦言，自己就曾遇到患儿在非专业机构花费数万元、耗时一两年进行所谓“视觉训练治疗近视”，结果度数反而增长两百多度的案例。“这就是很典型的不规范、没有标准的结果。”

　　问题的根源，在于医疗级视觉训练与普通护眼保健之间的边界模糊。蓝卫忠教授用“药”与“保健品”的类比厘清了这一边界：“医疗级的视觉训练如同药店里的药，需要医生处方；保健级的训练则如同超市里的保健品，销售人员即可推销。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诊断——前者需要眼科医生、视光医生基于全面检查作出专业判断，后者则不具备这一能力。”

　　李晓柠教授则从监管角度指出了更深层的困境：“视功能训练这个问题，虽然中文翻译是训练，但它的英文原意是‘视觉治疗’。治疗在国内相应的政策规定当中，需要一定资质。”然而现实是，很多托管机构打着视觉训练的名义做弱视治疗这就很奇怪。

　　李晓柠教授坦言：“我们并不排斥商业机构去开展这些项目，但是必须规范。他们定期组织培训，学习热情值得钦佩，但怎么能够更规范地操作，这是我们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优化的。”

　　当前，大众在认知层面的错配同样明显。蓝卫忠教授指出，大众普遍混淆“视力”与“视功能”，将视疲劳、阅读障碍简单归因为主观因素。“小孩子在学校成绩不好，家长说他不爱学习、不专注。来看眼科，我们说你这个孩子视力很好，看黑板看得到，但有另外的问题。家长不相信——他看天上的飞机星星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说他眼睛有问题？我说是的，他的眼功能有问题。”蓝卫忠教授解释，孩子看字容易串行、容易重影、看东西很累，自然不想去看，“进一步检查就是眼睛的集合功能、融合功能的问题，导致所谓的学习成绩不好、学习态度不好的表现。”

　　破局：一份标准、一张网络、一套工具

　　面对多重瓶颈，爱尔眼科给出的解法是系统化的。

　　据杨积文教授介绍，本次发布的爱尔眼科视觉训练及康复门诊标准，并非简单新增一项医疗服务，而是从临床实践出发，搭建“评估—诊断—训练—复查—随访”完整服务闭环，明确人员、场地、设备、诊疗SOP，建立一套科学、可执行、可评价的临床路径。在诊疗模式上，依托MDT多学科模式，把视功能康复融入多科室诊疗流程。

　　李晓柠教授特别阐释了“标准化”与“个性化”的辩证关系：“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课上也讲了，要进行个性化的训练，但个性化的训练不是说没有框架的，它是要在一个规范化的框架下进行个性化的调整。有了这份规范以后，我们希望至少在我们集团范围之内，把视觉训练这个项目进一步推向规范化。”

　　她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明训练方案的制定逻辑：“就好比我们去健身房撸铁，有私教给你健身，他会根据你的接受度、功能状态来选择不同的强度、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视觉训练也是一样，同一个病人不同阶段，方案组成的技术是不一样的。”

　　在服务网络上，依托爱尔眼科全国连锁布局，搭建“省级—地级—县级—基层乡镇”四级视觉健康服务网络，推动视功能服务向县域基层下沉。蓝卫忠教授解释，省级机构定位在制定标准、开展培训、解决疑难杂症；地级机构是开展具体视觉康复训练的重要场所；县级机构和社区门诊则承担最广泛的日常训练和随访职能。

　　在科普与筛查端，配套推出视功能自查小程序、视训操等科普工具，实现眼健康关口前移。蓝卫忠教授表示，这两个数字化工具正是为了解决基层患者来源问题：“视功能自测小程序，患者打开手机大概三分钟，就把一些常见的视功能筛查出来，不受地域限制，在县里面也好，农村里面都可以查。视训操则让一部分症状可以通过自己简单的操作得到一定缓解，进一步让大家明白视觉训练实际上是可防可治的。”

　　标准落地只是起点：人才、机制与认知的长跑

　　发布会结束，蓝卫忠与李晓柠教授反复提到一个词：人才。

　　“最大的困难就是人才。”他直言不讳。爱尔眼科已先于行业和国家标准开展视觉训练师培养，目前集团内部企业标准的视觉训练师已有1000多人，并设有初级、中级、高级分级体系，同时通过校企合作在本科、研究生层面培养专业人才，并建立企业内部继续教育体系。

　　李晓柠教授则从学科建设和国际对接的角度补充：“我觉得在视觉训练的领域，我们要开展的循证医学证据其实还可以更多，主要还是在于机制的探讨。目前发表的文献更多是对疗效的观察，但背后的机制，整个视觉科学的潜在机制，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她透露，湖南爱尔眼视光研究所建立了认知研究平台，拥有全球第三台脑磁图系统，“为了在这个领域有进一步的突破，从现象到机制，然后再指导临床，形成完整的闭环。”此外，她今年获得了美国视光领域视觉发育与康复协会(AOA)资深会员资质，希望将国际前沿知识带回国内规范化落地。

　　蓝卫忠教授则从更宏观的视角给出了判断：“我相信随着社会大众对这个病的认识，随着类似这样活动的推出，国家层面相关监管机构会慢慢注意到这个问题，加速学科发展。近视防控在2018年之后迎来了转折，同样道理，视觉训练也一定能够解决。”

　　人们对眼健康追求不应只是“看得见”，更要“看得好”。

　　与此同时，需要明确的是，视觉训练具备明确适应症，需理性看待——它不是万能的，不能替代传统眼科和视光服务，而是与被动治疗相结合，让患者更快、更稳地达到最佳视觉状态。

　　正如李晓柠教授所言：“视觉训练的核心目标不是看得更清楚，而是用得更加舒适、高效、持久。”

　　当每一个生命无论起点幸与不幸，都拥有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质量，健康中国的光明图景才能真正照进现实。(完)